贫富分化和劳资冲突导致仇富，腐败现象和官民冲突导致仇官。近两年，“仇学”风潮此起彼伏，内地文化名人、知识精英和学术权威先后陷入空前的公众信任危机，余秋雨、文怀沙、茅于轼、汪晖、朱学勤、唐骏先后陷入笔墨官司和“口水仗”，还有一批文学艺术精英接连被斥“低俗”。2010年8月1日，网上盛传张维迎“学历造

假”，让人吃惊。接二连三的“倒”学者现象后边有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倾向，即“仇学”心理，“仇学”风潮给精英阶层敲响警钟，知识界应自警、自省、自律，免得斯文扫地，丧失尊严。

专家即偏家，说话点到为止，避免误解。杂文家即偏颇家，发言要审时度势，适可而止，避免曲解。尊敬的茅于轼先生被称为 “经济学的鲁迅”，敢说真话，也热心做好事。茅先生先被捧，后被“砸”，与茅先生就事说理的专家风格有关，也与他“只攻一点，不计其余”的“杂文家”风格有关。观点被误解，说法被曲解，立场被怀疑，有口难辩。

胡适先生一生提倡学者“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主义是政治家的话语，学者的天职是研究问题，解惑，解决问题。学者要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润物无声的态度研究，以寸进之功构建文明。汪晖、朱学勤二位应以胡适先生的警句为训，少谈些主义。

中国素有尊重知识的传统，文凭高的官员被尊称“学者型官员”，学问深的商人被称为“儒商”。学者也罢，儒也罢，皆是定语，官职、商业乃是主语。唐骏的误区就是主次颠倒，本末倒置。商人以资本和诚信为立身之本，西装革履乃是商人风采，何必穿一套儒生服装招摇过市，自取其辱呢？在“经济战争”年代，经济学是第一显学，经济学家们风风火火闯九州。殊不知，拉风者，必惹火。张维迎个人惹火，部分像余秋雨，“滥演戏，演滥戏”，发言过多；部分像茅于轼，言论有偏颇之处，容易被误解，被曲解，被怀疑。张维迎的学历学问不会有大问题，张维迎等著名经济学精英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对经济学精英的信任问题。“风派”经济学家替权贵说话，“门客派”经济学家替富豪办事，弱势群体比较利益锐减、权益受损，需要代言而乏人代言，经济学家的社会公信力丧失殆尽，弱势群体仇官仇富之余，自然而然地“仇学”。

文学艺术界的“低俗”风有很多原因，社会正义感、历史责任感和人文精神的丧失是最核心的问题。因此，许多人的底层写作沦为低级趣味、娱乐堕落成愚乐、幽默变成耍丑，最为可憎的是将弱势群体作为嘲讽对象，最为可耻的是群体审丑，像顽童戏弄疯子一样，不断推出丑星娱乐大众。

上面说的主要是精英阶层被骂、被“倒”、被“仇”的典型个案，不免以偏概全，难免主观臆断。作为整个精英阶层，并延伸到知识界，建议大家好自为之，不要忘了知识分子的常识和底线：学术独立、知识中立、艺术风骨、学者尊严、科学良心。 （陈仓 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