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插图/许英剑

报纸电话和网络上对这个杀伤13名儿童的凶手的谴责，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我问及的大部分认识郑的人，都坚持说他“人不坏”。这样一个普通人怎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

记者手记

2月24日下午4点刚过，暴雨令天色黯淡得如同掌灯时分。我靠在马站社区卫生服务所隔壁一个小小楼梯间门口，试图从缝衣服的阿姨嘴里套出更多的话。

“当年郑医生就这样站在这里么？”我问。

阿姨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回过头打量我很久。“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反正也帮不了他。我只告诉你他是好人。”

这正是这次采访的怪异之处，报纸电话和网络上对这个杀伤13名儿童的凶手的谴责已经很多，“冷血杀手”“恶魔”“刽子手”之类的称呼已经代替了郑的本名。但我问及的大部分认识郑的人，都坚持说他“人不坏”。但是，这样一个普通人怎会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更何况郑是个喜欢小孩，又有点懦弱的人。

我试着为他的所作所为寻找注释。但我要声明的是，我不是替杀戮者郑民生辩护，他的罪行无法开脱。我是想探知在杀戮之前，郑民生生活上的困境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他精神的崩溃。

首先是蜗居。郑民生和兄嫂侄女母亲共居一套61平米不到的两居，夏季睡阳台，冬季睡客厅。郑民生因此没有任何私密的空间来储藏秘密和稀释情绪，加上和单位同事关系不好，郑民生的精神应该是长时间处于紧绷状态。

郑民生在马站卫生所月收入不到1400元，南平最差的小区（就是他家住的小区）房价也飘摇上了三千，没有家庭可啃老的郑民生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找个有房的女友上。然而郑的恋爱却一再受挫，他曾丧气地跟缝衣服阿姨说:“社会真现实，女人都要找有房的。”

然后是单位的同事关系。这让我想起了“毒药猫”，有社会学者说每个班级每个单位都有一只“毒药猫”，他们被周围的人看来不合群，怪异，他们会受到嘲讽和孤立，成为人们负面情绪的排泄孔。其实细想，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十恶不赦，只是有些许生活习惯上的差异。

郑民生就是这样一只“毒药猫”，其实他的同事们也都是不错的人，看病人温和耐心，和记者交谈不卑不亢。但我想，在对待郑民生时，同事们缺少了一点宽容，他们骂郑是个“神经病”。这可能与郑与前后两任医院领导关系不佳有关。

可以想象，郑民生如何向缝衣阿姨、向卖面大妈、向杂货店老板和邻居们诉说他的苦闷，宣泄心头的不满。这是他平衡心态的唯一工具。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敬重他，同情他，愿意耐心听他讲。我想没有这些人，郑民生会“疯”更早。

2009年6月，郑民生辞职，并再未获得工作。他的邻居们比画着给我讲，他如何微笑着告别外出寻觅工作，又是如何灰头土脸回来，然后闭门不出。我猜测，郑民生失去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宣泄负面情绪的渠道。

这也令我想起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形象:“袋里无钱，心头多恨”“过着无聊的日子”。他们是“对于社会完全没有用的人”。

与郁达夫的零余者不同，郑民生曾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个技术不错的外科大夫和完全合格的全科大夫。

郑民生最后的爆发，选择了实验小学的学生，当地人都说那里孩子的出身，非富即贵。郑民生最后的选择仍然体现他的懦弱，他甚至不敢与伤害他的人、强权直接叫板。而是选择带着被强加了“社会不公”标签的实验小学的学生，那些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小孩子。

当然，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大多数人遭遇这类事情也不会犯罪。主要还是郑民生自己的问题。

确实如此，所以这才酿成悲剧，命运的色子偏就掷中了这个意志力薄弱的人。

更加悲剧的是，在这个时代，命运的筛子眼儿也太大了。

□孔璞（新京报深度报道记者，曾发表南平惨案的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