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先生提了几个提案，其中之一是建议净化中文里的外来语。在接受中国网访谈时，黄先生说:“现在经常看到有很多的文章、报道，中文的句子加了英文的词，而且这种现象有发展的趋势，比如说‘首席执行官’，他一定要说CEO，还有外国的人名、地名、外国机构的名称、新产品的名字，都用了外文。”

维护“汉语纯洁性”的呼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002年的时候，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守钧先生就曾撰文称“发扬民族精神必须维护民族文字的纯洁性”。这些呼吁从来就没有什么效果，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

感情上我能理解这些学者对汉语中夹杂英语的反感。我以前在外企工作过，也一样反对同事一句话中夹杂两三个英文，不过我更多是可怜他们自己的母语都讲不好。有的“海归”多年在外说英语，一些习惯改不过来。这些只要个人愿意，假以时日，都可以变更过来，算不得什么大事。

这样的问题，不至于去从民族精神这个角度看。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故步自封、抵御交流，这不是所有人都能认同的“民族精神”。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柯蒂斯·邦克（Curtis Bonk)最近写了一本书，叫《世界是开放的》（The World is Open), 论述这个世界的开放与互动。语言也是一直在走向开放的诸多系统之一。例如在美国，英语每天都在吸收大量外来词，大家也不是全部翻译成英文以保护“美国英语的纯洁性”。

我现在手边就有两家餐馆的菜单，一家是墨西哥餐馆，菜单上面写的菜名是:Taco、Enchilada、Flauta、Chalupa、Quesadillla、Cup of Tortilla Soup、Tamale、 Beef Empanada。另外一家是意大利餐馆，菜单上写的菜名是:Shrimp Ceviche、Tomato Caprese、Antipasto、Pesto Panna Formaggio、Toasted Sausage Ravioli。除了beef（牛肉）、chicken（鸡肉）等常用英文单词之外，这些餐馆基本上将墨西哥饮食和意大利饮食中的菜品名称，照搬到英文中，以造成一种“原汁原味”感，而未强行改变一些有自己民族特点的食物的特定称呼，并以英文意译的方式转写。

我不觉得把Pizza翻成烧饼，将lasagna说成宽面条，就能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反倒是一些中国餐馆，为了帮助洋人理解，好些有中国特点的菜肴的名称，被以英文意译的方式翻译给美国消费者，但此举并未提高中国餐馆的地位。

语言的相互渗透不是坏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化前辈走出去、拿回来，大胆借鉴，大大拓展了中文的表述空间。同样的一个概念，其他语言也有其各自独特的表述方法，有些表述汉语比英语（或其他外语）表现力强，有些表述英语比汉语表现力强。作为一名翻译，我自己常为一些英文的精辟表述拍案叫绝。和其他同行一样，我觉得中文其实有必要借鉴一些外来语的表述。

建议学者们少去空谈汉语的纯洁性，而可多想想如何提高汉语的兼容性、开放性、多元性。与努力维护母语纯洁性的法国不同，我们的中文并非拼音文字，引进一些外来语表述，汉语还是汉语，不会站立不稳、地位不保。语言是表达工具，可取长补短。语言不是白粉，纯度越高越值钱。

在英文《中国日报》3月10日一篇题为《谨防英语侵略》的访谈中，黄先生又对英语的入侵提出了担忧，担心长此以往，中文将失去“传扬信息，表达人类感情的一个独立语言体系的角色”。其实其他语言，也一样能传扬信息，表达人类感情。

至于外来用语会不会冲击汉语的语法，我想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在英语界，我们也有“规定性语法”和“描述性语法”之分。描述性学派的学者主张海纳百川，吸收各样的新型表述，只要它们已经习惯成自然。英美两国字典的编纂者甚至派人去图书馆看各种各样的报纸，收集新型的词汇和表述方式。我知道规定性的学者也有一定的市场，不过这市场在课堂上，不在人民大会堂里。

作为中国翻译协会的负责人之一，黄先生何不去争取一些译者的权益呢？如稿费偏低、翻译著作不算学术成果、译著版权被人侵犯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如此，倒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善用了委员的职权。

至于语言的使用，你可以看不惯，可以去影响，但通过人大政协来规范全民语言使用习惯的做法，我看是徒劳之举。同样，重庆移动公司的总经理建议屏蔽网民常用的“囧”和“槑”这样的字，我想这也一样是个语言问题。这些语言我自己敬而远之，但我不觉得必须用法律手段去禁。语言涉及面太广了，谁想去管的话——恕我用一句外来用语——那简直就是试图煮沸大海（try to boil the ocean)。

（作者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