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视点

他们这么做，与“宽恕的方式”毫无关系，甚至也不是出于对中国人的友好——他们看到了有人需要帮助，于是就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不管对方是中国人还是别的什么国家的人

□本报评论员 翟春阳

一个德国人在中国惨遭灭门，四个中国籍凶手被判处死刑。然而这个德国人的母亲却做出了一个出乎中国人意料的决定——她写信给法院，认为对四个凶手的刑罚过重。这是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其中的一个细节，而早在一个多星期前，一位评论员来稿中就引用过同一个故事——当时南京致5死3伤醉驾案刚刚完成一审，肇事者张明宝被判处死缓，而死者家属无一例外地表示无法接受，决意上诉。然而本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篇评论，认为其中有些批评对于那些刚刚失去亲人的人来说未免过于苛刻。

这位德国母亲的举动是可敬的，但也不必过度诠释为“以德报怨”。也许更准确的理解，这位德国母亲是“以直报怨”，“直”是一种尺度，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法律的尺度”，在这位德国母亲的法律认知里，死刑根本就是不合理的。那么其最应为中国人感佩的，也许不是她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超越于感情之上的对于法律的信仰。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有一个细节也许很容易被忽略——“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那些救助苏北贫困学生的德国人坚持认为，之所以要帮助苏北的学生，只因为那里很穷，需要帮助。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以德抱怨”，他们的意识根本就没有“以德抱怨”这个概念，“以德报怨”只是中国式思维；他们拎得很清，那四个凶手身上的罪恶与中国其他人毫无关系。倒是中国人有意无意中以国籍划分你我，把某四个具体的中国人抽象为全体中国人——看，我们中国人杀了德国人，人家还对我们这么友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感动错了！什么“以德报怨”、“宽恕的方式”、“献给生命的赞歌”，统统错了！德国人说得何其明白:“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其言外之意，是即使普方一家并不曾遭遇灾难，他们也一样会这么做。他们这么做，与“宽恕的方式”毫无关系，甚至也不是出于对中国人的友好——他们看到了有人需要帮助，于是就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不管对方是中国人还是别的什么国家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帮助中国穷人的方式: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说“教育改变人生”，说“如果你自己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这些话可说是现身说法——他们是一批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正在“做好事”；他们做起好事来何其自然，几乎与自己的生活融为一体。由此即可发现提高所谓“国民素质”的正确路径，乃是让每一个国民都得到良好的教育。而死刑存废、宽容与否、有无悲悯情怀，以及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大抵与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受到怎样的教育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