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衙外

2009已经步入尾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即将结束。相较2008，2009的中国，除了60年国庆大典，似无那么多的荡气回肠和壮怀激烈。而“平淡”的2009，并不让人感到轻松。12月30日，一则新闻格外引人注目:近一个月来，已有6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而从今年2月起，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自杀，中国官员的生存状态第一次让人感到如此忧虑。

2009，我们画出了一条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霾后漂亮的上扬K线，一向以GDP为重的中国官员本该长舒一口气，为何却有这么多人选择了这样的道路？个中原因虽经多方解读，至今扑朔迷离。报道指出，除了因情绪失控而自杀的浙江湖州市副市长倪玲妹外，其余12名官员的死因似乎都不像官方公布的那么简单。我们知道，与普通人的非正常死亡相比，政府官员这个身份所引起的舆论效应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但在逝去的生命面前，我们却面临公众知情权和“死者为大”而不应再猜疑、窥探的两种选择，哦，但愿他们能够安息。

是的，无论什么原因，生命都是最值得尊重的，我们只希望此类事情不再发生。但相较官员之非正常死亡，普通百姓的悲情离世，则更令人唏嘘。唐福珍，四川成都的一介草民，为保护自家房产不被挖掘机倾轧而自焚，而直到她的肉体已经烧焦，其家人还背着“暴力抗法”的恶名。“好在”，这个47岁的妇女以自己的生命为“引线”，直接引发《拆迁条例》这个宪法之下最大的“法律钉子户”被“拆迁”的高层动议，唐福珍跟当年的湖北青年孙志刚一样，都是以自己的肉身为橡皮擦，抹掉了一部恶法。只是，在我们以这样的喜讯“告慰”亡灵的同时，却禁不住内心翻卷的悲恸——这真的是我们的公民在法制建设道路上的一种“死得其所”吗？

而如果说唐福珍“没有白死”的话，那么杨元元呢？11月26日，这位上海海事大学的贫困女研究生，因带母求学遭校方拒绝，在宿舍用一条毛巾自缢身亡。6岁丧父的她和弟弟、母亲相依为命，20多年都熬过来了，何以在常人眼里快要熬出头之时选择这样的结局？对于这场社会关注的死亡，教育学者说死于贫困，伦理学者说死于冷漠，心理学者说死于脆弱，但所有这些解释都难以让我们释怀，倒是杨元元自己的一句话至今敲打着我们的心灵:“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在这样的喟叹于我们胸腔形成共鸣的同时，我们不仅要问:在这个社会转型期，难道一些价值观也“转型”了吗？

这样的困惑因三名湖北荆州长江大学的学生之死更让人不安，我们应记住陈及时、何东旭、方招这三个名字，他们风华正茂，他们意气风发，却因舍己救人而溺亡。如此感天动地的一幕，却被其后某些人的蝇营狗苟而被弄成一片狼藉。在三位英雄少年的溺亡处，打捞一具遗体竟被喊到1.2万元的高价，如此，面对这些孩子稚嫩而朴素的背影，我们情何以堪？我不知道他们在天堂之上，是怎么端详自己曾热爱的这个世界，只知道在这一年里，还有一些无辜的生命被无情碾碎，包括那频发的矿难所造成几十上百底层矿工的罹难，包括炎炎夏日里乌鲁木齐街头惨遭厄运的100多条无辜生命，包括惨死在丧心病狂的屠刀之下的那些加害者的至亲，包括一些醉驾或飙车者所撞死的动辄几死几伤的市民……

每一个生命的离去，都是我们自己的离去，每一个生命的消逝，都是一种警示。在一年即将结束的这个日子，让我们向这一年里所有消逝的生命致哀，除以上或有名或无名者外，2009，共和国还陨落了一批元勋、政要和大师，谷牧、吕正操、阿沛·阿旺晋美以及季羡林、钱学森、唐德刚、贝时璋、杨宪益……他们的逝世令人惋惜，但我们知道，他们为之奋斗和向往的目标却越来越近。事实上，在诸如唐福珍、杨元元之死带给我们困惑的同时，谁都不能不承认，由他们所引发的思索和行动，恰恰在推动着社会进步，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类似的困惑在将来只会越来越少，生活会是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