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3日，在重庆一家知名百货商店里，发生了血腥的一幕，19岁的大学生邹鸿成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刀杀了女大学生杨诗雅，其尸体有100处伤口，死状惨烈。现在，邹某已经被一审判处死刑。（《重庆晚报》10月20日）

凶手获死刑，本不出意外。不过还有个耐人寻味的细节，邹还犯有强奸罪。去年3月，他是个高中生时，在家中强奸了女家教。事后邹因涉嫌强奸被抓，之后取保候审。而邹杀人时，警方正对其监视居住。“监视居住的强奸犯，居然还能考大学，还能杀人？！”网友广泛质疑其中“猫腻”。质疑的基础是:嫌疑人必须被抓起来；这又是以往大家所否定的、落后、不人道的做法。

我不愿猜测其中的所谓权钱交易。但慎用抓捕，保障嫌疑人的正当诉讼权利，是法治进步的方向，也是民众认可的。比如，最近上海检方和警方还联合下文，规定对于在校生尽量不适用逮捕。

其实故事本可有另一种说法:高中生小邹受到“低俗”网站毒害，强奸了家庭教师。办案人员考虑到小邹还是未成年人，又是高三学生，面临高考，本着“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没有刑拘小邹，最终小邹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云云。可惜这则司法机关帮教不良少年、“人性执法”的故事，最终以女大学生惨死结尾。但，我们就此可以否认取保候审的权利的正当性吗？

想起最近闹翻了天的“艾滋女”闫德利事件。先是“艾滋女”开了博客:自曝得了艾滋，又故意传染给别人，还公开279个“嫖客”的电话。后来证明，这些纯属谎言，就是闫的前男友的恶意诽谤。网民很愤怒，要求警方出面严惩诽谤“罪行”。昨天就看到了检察官杨涛先生的评论——《应果断以诽谤罪对“艾滋女”事件立案》（《新闻晨报》20日）

这让我想起之前的王帅帖案、内蒙古帖案里，当事人因为在网上批评当地政府，遭到公安机关的“跨省抓捕”，罪名是“诽谤领导人”。无数专家唇焦舌裂地普法:诽谤罪是自诉案件（除非“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该由被“诽谤”的领导自己到法院起诉，不能作为公诉案件，更不能让“跨省抓捕”。大家都认同这个观点。但到了“艾滋女”身上，态度就变了——警方竟然不抓诽谤者！可是，如果一个女子被人在网上诽谤，就可以“突破法律”，作为公诉案件追究，那么一个领导被“诽谤”，为什么不可以“跨省抓捕”呢？凯撒说过:恶劣的先例，往往有个美好的初衷。法律的理性要求统一、恒定，而民众的情感是多变的、本能的，两者总有些不合拍。刚才，我们还在为警方慎用抓捕的人性执法喝彩；现在，又会质疑警察不抓人，放着坏蛋在外面杀人！

对于诽谤闫德利的行为，目前公权能做的就是，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有关“诽谤行为”的规定，给诽谤者最多10天的治安拘留。之前我在某报发表的相关评论中，呼吁公权的行动。该报的领导就要我一定写清楚，这种行为与之前“跨省”的区别，同样是“诽谤”，“不能让人觉得我们之前说的是一套，现在又在说一套”。

现代法治带来了更多的人道，更多的程序正义，也带来了更繁琐的程序、更高的司法成本，甚至包括“坏人”的逍遥法外，比如辛普森。面对现代法治固有的“不公正”，我们准备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