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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社会矛盾是再改革动力

2012年04月24日 13:51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于建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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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土地权利落实到农户

时代周报:农村已成为中国社会冲突的集中爆发点,尽管政府三令五申要保障农民的权益,但他们的土地和房屋等还是不停地受到侵犯,其根源是否在于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

于建嵘:没错,中国农村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发展问题,也不是选举问题,而是财产确权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小岗村改革以后,农村发展已经走上了自我发展道路,全世界农业都是这条道路。今天中国的农业问题与其他地方不同之处就在于财产关系,包括土地、林地、矿产等,现在农民的土地被卖,出现贪污腐败,都可以归为财产权得不到确认。假如财产关系非常明确,选谁不选谁,大家不会争,腐败问题也就不存在了,选举问题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对农村集体财产进行一次全面清查,通过制度性安排量化村民各种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严格限制村委会集体财产处置权。

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再来考虑乡村社会的建设,突破村庄公共生活过度政治化误区,逐渐削弱村委会行政职能,充分发挥其社区治理功能,并培育村庄社区组织的多样性和服务性。之所以要建立乡村组织,一是政府为了控制农村,不要乱,二是所谓“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好实体财产,当实体财产不存在的话,那就主要是社区生活问题,比如修路、打扫卫生等,在台湾地区,村长就是做好事的人,当了村长就带领大家一起搞卫生。而我们这里,当了村长之后,政府要发工资,村长还可以卖地,一旦有利益之后,大家肯定会去争夺。所以要把社区生活与政治生活分离。

时代周报:但土地确权是否与《土地管理法》等上位法,对土地进行国有和集体的划分相冲突,上位法不进行改革,土地权利改革如何改得动?

于建嵘:实际上,去年11月中央政府已经讲了,很多人没注意。国土资源部和中央农村工作小组联合下发文件,讲到包括宅基地、耕地、建设用地都要确权,只不过是确立到村小组,没有确立到个人,虽然还不够,但是起码进了一步。实际上,确权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复杂,我到了江西所有的林权确权改革点,林权已经确认到农民家里,老百姓自己就分了。他们也不叫“所有权”,搞得很模糊,就是使用、占有、收益、处分权都归农民,但实际上所有权就是这四大权力,可以转让、抵押、买卖,这就可以了。

其实,现在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没有阻力,我们要把土地权落实到农户,但不提私有化,因为一提就有意识形态的争议。在操作手段上我们也有经验,法律的依据也有,只不过现在中央规定确立到小组,而我主张确立到农户。现在农民的土地为什么卖不起价格?就是因为地不是农民的,如果地权确立到农户,那价格自然就会变高。台湾的农村改革就是这样开始的,很多农民把地卖了,就到城里开工厂去了,而另一批人农地就增加了,最后种地的种地,当工人的当工人,而不是把过多的劳动力捆绑在土地上。

实际上,只要中央下决心,地方就没有办法。只要老百姓不同意卖地,地方政府就没权力去抢夺农民的财产,这样农村的矛盾就解决了,这项改革会有困难,但是已经有林权改革的操作经验,政府只需做好裁判,定好划分规则,让老百姓自己去分就好了,农民可以做好。

用司法监督地方不乱来

时代周报:您曾多次提出改革要从县级政府开始,县政改革要如何改?

于建嵘:县政改革需培育地方政治家。现在县乡干部异地为官存在很大问题,其中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政治资源分配不公平、反腐败成本等都在增加。其次,司法地方化是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司法机关成为了某些地方党政搞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甚至成为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打击异己,巧取豪夺的工具。县级法院要改为由省直管,人、财、物脱离地方,这是可以做到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犯了错,法院要敢判,这样判决下来老百姓还不相信司法吗?县委书记要到省里去开后门,难度大了。而且法官不要是本地人,而要实行流动制,还要实行终生责任追究,不管到了什么地方,追究到底。

用司法监督地方不乱来,减少腐败,侵害老百姓权益的事情也少了,然后慢慢走向平稳,平稳后进行下一步改革。即放开社会组织、放开媒体,媒体现在也不可能完全放开,但起码要保证不因言获罪。10年内要制定《新闻法》,这是历史潮流,中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媒体的开放,不过最核心的东西没有。

时代周报:现在有一个流行说法,即改革进入转型陷阱,既得利益集团企图固化现有利益格局,改革动力已经丧失,您是否认同?继续改革的动力何在?

于建嵘:我认为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到今天,一方面社会利益固化,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增加。这么多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利益表达,所以并不完全固化。现在维稳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把这种秩序固定下来,这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维权活动给社会统治带来一个挑战,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就必然要采取措施。

这种挑战本身就是不同的利益表达,就是一种改革的动力,农村之所以要免除农业税,不是因为突然的开明,而是当时的社会压力,湖南农民出来搞农会,导致征税成本增加。改革的动力就包括统治者管理成本的增加,因为管理成本增加、社会反抗增加,就必然要寻找一条新的出路,社会矛盾就是改革的动力。

总而言之,对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我提出的应对之策是:推进县级政权改革,放开人大选举,解决司法地方化问题,维护公民法定权利。我称之为“必由之路”。不管有钱或没钱的,都不愿意社会动荡的爆发,博弈的本身就是力量,力量的中间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方向性问题,所以一定要对中国充满信心。

 
[责任编辑:袁训会] 标签:新闻体制 反腐败成本 免除农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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