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尤须警惕蒙昧的理想主义

作者:张弘
2016.12.08

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曾经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带来过重大灾难。正因如此,对于那些以理想为召唤的鼓动者,我们要严厉地审视。

2012年掌掴老人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在时隔4年多以后再度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过,这回他不是以行凶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正道农场创办者的身份。三年多的时间里,韩德强创办的正道农场以“种农田、养丹田、育心田”为口号,对学生进行宗教式的“洗礼”。 由于正道农场内的正道学堂没有教育审批文件,被勒令停办,正道农场也从河北保定撤离。

引人注目的不仅是韩德强的乌托邦实验本身,更主要的是韩式呓语:“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之前的五千年历史都是鬼的世界。我们正在开启一个正道世界。我们不要地狱世界,我们要人间天堂。”“正道农场所承载的正道思想走在世界的前沿,将以席卷之势改变整个世界。”“美国不指望鬼成人,只是让鬼和鬼相互制衡。他们有个选举制度,今天他们选出一个总统是特朗普。”“不在天地面前下跪,就得给资本下跪。”这些狂言妄语,似乎让人身处执迷疯狂的传销组织。他甚至有点像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星宿派创始人丁春秋。

1516年,英国的社会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写出了《乌托邦》。从此以后,公有制的理想社会就成为人类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目标。中国的康有为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他在《 大同书》中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只有消灭家庭,才有可能消灭私有财产。

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种探索从未停歇。在上个世纪五四前后,新村主义曾经风行一时。中国的新村运动,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试图以“另立新村”的方式实现社会改造,试图在“恶浊的社会”之外去实践一种理想的、全方位的新生活。这一时期的北京、上海等地,各种小组织一度颇为流行,但很快失去了吸引力,不少参与者也转为了早期农民运动的实践者。真正值得称颂的,是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尽管因为种种原因成果不彰,但其积极意义和启蒙色彩却值得肯定。再者,1958年风行,1984年终结的农村人民公社,这一以国家意志为权威,以国家权力为基础的乌托邦实验,其危害也未受到彻底的清算,责任也并没有得到追究,带来的问题迄今仍未消除——例如农民的土地产权。

乌托邦实验并非只发生于中国,在美国历史上发生得更早。早在19世纪,美国的乌托邦实践就层出不穷。19世纪的美国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土地便宜、限制又少,而政治、司法、宗教等改革风起云涌,为实验提供了广阔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出现了离群索居的无政府主义者梭罗,更有大大小小的一百多个乌托邦公社,诸如罗伯特•欧文1824年在印第安纳建立,不到3年就失败的的“新和谐公社”;爱默生的两个康科德朋友创立的,不到三年后失败的布鲁克农庄。著名作家纳撒尼尔•霍桑曾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他写了一部小说《福谷传奇》,批评乌托邦幼稚的乐观主义。此外,乌托邦组织还有埃丁•巴卢1840年在马萨诸塞建立的希望谷,以及摩门教、震颤派公社等等。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至善派的奥奈达公社。

1831年,来自佛蒙特州帕特尼的年轻人约翰•汉弗里•诺伊斯听到了查尔斯•芬尼的布道,立即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虽然他算不上正统皈依者。诺伊斯相信,最终皈依的行为可以使人达到善的至高境界,从罪孽中完全解脱。1837年,他钟情的女子拒绝了他的信仰,也拒绝了他的求婚。诺伊斯万分沮丧,他主张,在至善主义者中间,每个女子以所有男子为夫,每个男子以所有女子为妻,实现男女平等,在社会经济方面财富共享。不久,诺伊斯娶了一个忠于他的信徒为妻。在他的妻子6年内流产4次之后,诺伊斯修正了自己在性问题上离经叛道的观点。

1848年,诺伊斯和51个追寻者在纽约的奥奈达建立了一个至善派公社。正是在这一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在诺伊斯的领导下,公社发展良好。诺伊斯主张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取消家庭,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取消竞争,共同抚养孩子等,并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去除私心杂念。在这里,性生活受到严格限制,男子若不符合谨慎约定的条件,就必须禁欲。只有精神品质很高的男人,才能被准许生养孩子,往往只有诺伊斯自己才“符合”这一标准。

曾经造访过奥奈达公社的唐锡阳在文章中披露,诺伊斯还创行了一种特别的做法,提倡年长妇女和男性青年结合,年长男子和女性青年结合,反对年龄相近的青年男女之间往来。这样可以把群婚制所释放出来的非凡的性能量“装在一个特殊的容器之中”,培育节欲观念,减少受孕机会;更重要的是通过不同年龄组的结合,由上辈人向下辈人灌输耶稣第一的教义和爱的博大含义,使年轻人学会抑制自己的情感,把对一个小家庭的忠诚扩展到对公社的忠诚,对上帝的忠诚。

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公社内男性成员一般都有节欲和尊重别人的信念。在两性关系上,男女都不直接向对方提出要求。通常是男性主动,认为自己的要求有可能受到欢迎的话,便鼓起勇气请求第三者( 委员会选出的特定的老年人)安排一个约会。女方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

异端的性规则和社会规章虽然导致相当程度的紧张,但也给奥奈达社会带来了独特感。诺伊斯明智的经济决策,让公社社员共同富裕,紧密相连。诺伊斯放弃了其他工社采取的旧式农耕,转而发展现代制造业。最初奥奈达制造铁制动物捕捉器,后来开始制作银器。

1850年至1854年的进化论,冲击了奥奈达公社。不满的情绪蔓延,年老有病的诺伊斯已无法驾驭年轻人的时候,诺伊斯考虑让儿子西奥多成为接班人,没想到西奥多公开宣布背叛父亲的信仰。在一次公社大会上,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公开争吵,不满公社的人都坐在走廊里,公开地藐视、指责和反对忠于公社的领导成员。这伙年轻人正在酝酿赶走诺伊斯,并向法院告他,甚至要聚众揍他。诺伊斯得到消息后带着两个亲信仓惶逃到加拿大的尼亚加拉瀑布城。他写信给奥奈达公社的成员,建议停止群婚的实践,获得了一致的赞成。于是,公社正式决定恢复传统的婚姻制度,放弃了实施三十年的群婚制。最后,奥奈达放弃了宗教追求,把公社变成了一个合资公司,每个成员都是公司股东。奥奈达股份公司长盛不衰,现在是北美地区著名的餐具提供商。

奥奈达公社的乌托邦实验虽然失败,但结局尚称圆满。比较一下韩德强早夭的正道公社,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从权利角度来说,韩德强可以宣扬自己的哪怕是极其荒谬的观点,只有不存在强迫,拥有进入和退出正道公社的选择自由,那么它就并不违法。但是,不违法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免于被批评。韩德强正道公社的乌托邦实验,其目标、实质、内容和形式均有蒙昧主义倾向和反智色彩,与启蒙思想和现代价值观均背道而驰,显示出明显的腐朽和退步,而这一切,都以理想为旗。他的理念和实践,只是简单重复着历史上那些早已失败的案例,且毫无新意可言。与170多年前的奥奈达公社相比,至少在经济方面,正道公社不是更好而是更糟。在价值观方面,并不比梭罗和其他乌托邦更值得推崇。

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曾经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带来过重大灾难。正因如此,对于那些以理想为召唤的鼓动者,我们要严厉地审视。对于法国大革命,雨果曾经如是反省: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也意味着,违背人道、人性的所谓理想主义,都值得警惕和怀疑。

[责任编辑:熊志 PN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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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

凤凰网主笔。访谈作品有《蔡东杰:很多人误解了台湾的民主化》、《包刚升:避免寡头统治的三种方法》、《余世存: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残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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