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出了一批“毕福剑”

作者:秦晖
2016.11.01

陈兰彬在朝堂上一谈到西方就揎拳舞袖,但是在私下他是一个“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人。我后来给这些人起了个名称,叫做“晚清毕福剑”,这些人在官场上讲的话,和私下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在此过程中,体用之争一度成为政治正确的关键选项。时至今日,中国仍处在现代化的转型之中,中西比较是转型讨论的常规话题。中西之不同到底在哪里?如何看待西方价值?在中国怎样当一个合格的左右派?近日,著名学者秦晖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读。此为系列之二,之一为《中西之别在问题意识,而非价值观》,之三为《在中国怎样当一个合格的左右派》。

西方文化比洋枪洋炮更早影响中国

近代以后,西方对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西方人把我们打败了,他们船坚炮利,我们知道落后就要挨打,或者说挨打证明落后,于是我们学那些打败我们的人。有些人还造出一种三段论,说中国人最早佩服西方的器物,西方人把我们打败了,我们对洋枪洋炮感兴趣,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开始学造枪造炮。但有了洋枪洋炮之后还是被打败,像中法、中日战争,都是在有了洋枪洋炮军舰的情况下被打败的。中国人又说光学器物还不够,还要学制度,于是有了戊戌变法。但是搞了共和结果还是不行,这个时候中国人才认识到西方的文化是最重要的,要学西方的价值观,就有了新文化运动等等。

这个所谓的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听起来有道理,但是仔细分析,就发现远远不是那么回事。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真的比洋枪洋炮要晚吗?不说别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发生的时候,连洋务运动还没有。鸦片战争后,的确有极少数人意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但大部分中国人,包括清政府,也根本没有把洋枪洋炮当作一回事。重视洋枪洋炮其实是在火烧圆明园以后,主要也不是因为火烧圆明园,而是因为洋鬼子把一些刁民杀的尸横遍野,李鸿章、曾国藩这些人觉得洋枪洋炮很管用。

所以中国人重视洋枪洋炮是很晚的事,早在这之前,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就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且有一些好感走入了误区,太平天国是一个例子。早在1843年,鸦片战争刚刚打完,徐继畲就写了《瀛环志略》,然后就对民族制度介绍了很多,而且称赞不已,说美国实行选举制度,“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也就是说,这真是中国的三代才有的盛事,他们是用孔孟之道来评论西方,用他们的语言讲,西方搞的符合孔孟之道,我们搞的完全是礼崩乐坏。一看西方,孔孟之道真的可以实行,而且实行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值得我们学习。

当时人们不是从所谓西方价值观,而是从儒家的价值观去看宪政的,他们评价西方的那些话语全都是儒家话语,我们现在讲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这些词,他们当时不知道,他们讲的就是仁义道德。中国的士大夫到西方以后,看西方国家对自己老百姓,再看看我们国家,几乎所有人都有一种感觉,西方国家真是礼仪之邦,而我们真是礼崩乐坏。持这种观点,而且因为讲这些倒了大霉的,中国第一个驻欧大使郭嵩焘是一个。郭嵩焘本身是一个国学大师,一个理学家,翰林院出身。翰林院相当于今天的社科院了,是专门搞意识形态的,而且他写过研究《易经》的书,比现在的国学家水平要高多了。郭嵩焘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了,不可能希望他价值观上有太大的变化,他的确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到了西方以后,对西方称赞备至,他还是个孔孟的信徒,但是站在孔孟的角度,他认为中国搞的一塌糊涂,西方简直是圣人之治。

按照他的说法,孔孟不是讲天下为公吗?中国自秦以后就是家天下,糟糕透了;孔孟不是讲行仁政吗?什么叫行仁政?民主政府对它的国民就是行仁政。而秦以后的历朝历代,用中国古人的话讲,是以天下为刍狗,根本不把人当人。因此郭嵩焘回国后谈到西方经常讲,“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郭嵩焘不是不知道西方的船坚炮利,他出使了英国后,建议清朝派人到英国去学海军,人被派去以后他还觉得不够,他写过一个奏折说,日本也有很多人在英国学海军,人数比中国多,中国要警惕,搞不好日本就超过中国了。因此,不能说他不重视船坚炮利,但实际上他在英国发表的感想和游记中,船坚炮利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量的内容是“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在洋务运动前和初期称赞西方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的,比如在1850年代活动的王韬曾经讲过,西洋以礼仪为要,以仁义为基,以教化和德为本。

郭嵩焘的晚辈薛福成,后来是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薛福成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郭嵩焘“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遇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他听了以后还不太相信,因为他没有去过西方,就问了几个去过西方的人,像陈荔秋、黎莼斋,凡是去过西方的人,都说郭嵩焘讲的很对。

晚清出了一批“毕福剑”

在驻欧洲使团中,正使郭嵩焘是一个以称赞西方闻名的人,后来在国内被骂成汉奸。而他的副手刘锡鸿是一个极端保守派,整天向国内打小报告,揭露郭嵩焘称赞洋人之事,很多鸡毛蒜皮都被他拿去报告。有一次郭嵩焘参观英国的一个军事基地,当天下着雨,英国人递给郭嵩焘一把伞,他就打了。刘锡鸿马上打了个小报告,作为中国人应该有骨气,淋死都不打伞,郭嵩焘结果竟敢打洋人的伞,证明他是汉奸。

还有一次郭嵩焘应邀参观音乐会,他把桌位前的节目单拿来翻了几眼,刘锡鸿又打了个小报告,说去听洋人的音乐还不够,还要看人家的节目单,可见崇洋媚外到了什么地步。

驻美国的使团恰好相反,副使容闳是著名的开明人士,他还是中国第一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写过《西学东渐记》。他在1860年代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就鼓动洋务,曾国藩、李鸿章都很欣赏他,就派他去美国做副使,正使是陈兰彬。荣闳建议中国应该派留学生到美国,于是就有了留美幼童的计划,第一批几十个小孩,到了那里先学了几年的英语,毕业以后考试进入美国的大学去学专业,这些人真的很不错,基本上都考上了,而且很多考上了很有名的大学。可是在他们刚刚进入专业学习的时候,陈兰彬就在国内打了个小报告,说容闳图谋不轨,西方正好想对我们搞和平演变,用歪门邪道影响我们,我们中国正人君子一到西方就学坏了,西方都是乌烟瘴气的世界,要赶快刹车。他这么鼓动,李鸿章和曾国藩都不太同意,但皇上支持,最后把这个事情搞黄了。

陈兰彬是极其保守的,容闳对他也是深恶痛绝,他在的回忆录中说,陈兰彬在朝堂上一谈到西方就会揎拳舞袖,把袖子撸起来要打西方人的样子。可这样一个正人君子,一个非常敌视西方的人,私底下讲的完全不一样。薛福成私下问他,说郭嵩焘“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是不是真的?陈兰彬说的确是,西方的国政民风就是美,可是他在朝堂上讲的完全是相反的话。当时我看了这个记载以后,我都不相信这个陈荔秋就是陈兰彬,而且我问了王元化先生,王元化先生也说不是,后来实际上证明就是他。

我后来给这些人起了个名称,叫做“晚清毕福剑”,这些人在官场上讲的话,和私下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陈兰彬在朝堂上一谈到西方就揎拳舞袖,但是在私下他是一个“每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人。

在清末,夸赞西方是政治不正确

刘锡鸿整天指责郭嵩焘崇洋媚外,但是刘锡鸿后来也留下了一个日记,看他的日记你会发现,这个人崇洋媚外比郭嵩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他观察西方很细致。比如说,英国官有一次请他去参观监狱,刘锡鸿拒绝了,他心想,肯定是事先做过布置了,是形象工程,看不到真东西。但是他很有心,当时就把这个监狱地址记下来了。有一天他跟使馆几个人买东西,走到那儿突然提出进去看看。陪同的英国人请示了有关方面,有关方面说可以,结果他去了。他说这个监狱很人道,犯人吃得很好养得很胖,而且还训练他们一技之长,使他们出来以后有正常的谋生手段。还有一次,英国某个部门让他去参观济贫院,他也不去,说这个也事先做过布置了,但是他后来又跑去微服私访了一通,觉得真不错。他又跑到伦敦以外的地方去看了一下,后来他说英国这种设施很多,除了伦敦以外,城乡都有。

伊丽莎白以后,英国搞过制度化的扶贫,穷人可以进入济贫院,只要申请,国家就可以提供基本保障。当然,用后来的角度看是一个很低档的做法,因为当时穷人如果要得到国家救济,必须申请入院,住在自己家里是没有人管的。但是,在刘锡鸿看来,这里简直好到家了,穷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只要申请,国家可以解决问题。而且他发现,这是英国的制度性安排,真是仁义之极端也,伦敦有,其他地方也有。他觉得英国真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上下同心,以礼治主,不传国事,这个地方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1870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不是很坏,两个国家彼此比较了解,到了西方他们都是东方人,可以说他们都算老乡,起码都是亚洲人。因此,他们经常串门,有一次日本公使来吃饭,和郭嵩焘聊天说,我们两个国家没有钱,国家征税,老百姓很反感,不愿意交税。你看英国,政府财政很充裕,老百姓很愿意交税,到底是为什么呢?刘锡鸿就说,那当然,英国人征税,那是老百姓选出议员在议会中决定的,我们大家都需要这个公共服务,大家当然是愿意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无代表不纳税,刘锡鸿虽然没有用这个词,但是他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他说,征税去干什么,谁都不知道,而且征税也没有通过我们,当然没有人愿意交了。郭嵩焘听了以后就很惊奇,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想不到刘锡鸿还有这种见识。

刘锡鸿在自己的日记中对英国是这样的评价,可是他在朝堂上讲的是什么话呢?完全相反。所以当时中国人,在朝堂上讲这种话是比较少的,因为政治不正确容易遭受迫害,像郭嵩焘就是因为讲了这个话,结果被打了小报告,被罢官了,有些人说他是汉奸,要治他的罪,后来还是曾国藩这些人把他保下来的。

可是打他小报告这些人,实际上比他还要清楚,像刘锡鸿就是。当时还有一种人,不打小报告,但是也是闭口不谈这些敏感问题的。像李鸿章的副手张树声,这个人在思想史上没有丝毫的地位,因为他不是思想家,也没有什么著作,但是这个人是个官场老手,官当得很大,而且基本上都是在当时的通商口岸附近当大官。他当过两广总督,当过两江总督,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他也组织人去研究洋务,而且还招募了像薛福成这样的人当他的幕僚。他虽然没有出过国,但实际上对西方也是了解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比较前卫的话,而且还说过一些很保守的话。他曾经给皇帝写奏折,说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不必一一效法西人。也就是说,西方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就是能打仗,所以军事方面我们可能要学一学,其他方面就用不着学了。可是到了1884年,这个时候他得了重病,他口授了一封给皇上的遗折,这个遗折用马送到北京,送到北京时他已经死了。我们通常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他临死也就不用考虑当官的事了,于是讲了一番心里话,他说我们现在要向洋人学习,而且主要不是学习军事,要学体不是要学用。

现在不太宣扬的一些儒家道德,他们也认为西方做得好。比如忠孝之道,中国人据说都是孝敬父母,忠于君王。可是这些人跑到英国一看,中国人是大逆不道的人,只有英国人是真正的忠君爱国。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中国人连忠君爱国都要向西方人学。刘锡鸿就提到,英国人真是忠君,英国的国王其实没有什么权力,忠不忠于他,对实际利害没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对国王是非常忠诚的。其国人奏乐诵经,众宴杂耍,也要先颂祝君主。英国王子生病了,全国人民都为王子祈祷,病好了,全国人民都感谢上帝,为王子的病愈而到教堂里去还愿,真是把刘锡鸿感动坏了。

一千年了,英国的王统始终没变

刘锡鸿注意到,英国从来没有改朝换代,从来没有发生过外姓人去夺权。英国历史上有很多王朝,诺曼王朝,一直到现在的温莎王朝。有些历史学家写文章说,英国也有改朝换代。可是,英国改朝换代和中国完全不是一回事,只要观察一下它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英国前一个王朝的最后一个君主,就是新王朝的第一个君主,实际上就是换了个王徽。就王统而言,始终没有换,只是在1066年有过一次王统更迭,从1066年一直到今天,将近一千年过去了,英国的王统始终没有变。

中国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他们那里是没有的。如果用中国的朝代观念去看,会引起非常大的误解,比如说英国历代君王中,最知名的就是维多利亚女王了,维多利亚女王被认为是大英帝国黄金时代的象征。今天动不动谈黄金时代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去过白金汉宫的,会看到宫殿前面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像。维多利亚女王是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代君主,她的儿子爱德华七世就换成哥达王朝了。如果按照中国人王朝更迭的眼光看,维多利亚女王,就是一个亡国之君,因为她是末代皇帝,她的儿子就换了一个王朝。为什么换呢?因为英国是一个女性也可以继承王位的国家,女性一旦传位给她的儿子,儿子喜欢用父亲的王徽,他就改了一个王徽,之后王朝就变了。实际上这和整个统治体系没有任何关系。

英国历史上最近一次改朝换代,很多英国历史学家都不一定知道。我们大概知道维多利亚女王当时的丈夫是萨克森公爵是一个德国人,他的儿子就用了萨克森公爵的王徽,所以就变成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了。英国人非常重视王统,王统是不能随便改变的,继承王位的人肯定是皇帝那一家子的人,当然不一定只是儿子,有时候可能是女儿,如果是女儿的话,他女儿的儿子,用我们中国话讲就是外姓人了,但是从血统来讲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其他的人去打这个主意。

中国现在把英文词Dynasty翻译成王朝,《水浒传》开篇有一句话,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就是说50年中,中国换了5个朝代,而且这5个朝代真的是5个姓。其实还不止5个姓,因为后唐后周都是两个姓的,而且往往一改朝换代,就把前朝统治者和家属全部杀光。

但是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在乎王统,但是不在乎族属,经常有外国人当皇帝,讲确切一点叫外族人。中世纪的西方,民族国家概念是很淡的,他们经常跟外族通婚。如果你是女王,你儿子的父亲就是一个外国人,你本人可能都是在外国长大的。英国光荣革命以后,君主还是有一部分权力的,光荣革命以后几十年,当时英国好像是乔治三世,从德国来,不懂英语,那时候议会开会,国王可以参加,虽然没有决定权,但是国王的话大家还是很尊重。可是这个乔治三世听不懂英语,就不愿意出席会议。他后来几十年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于是就成了一个惯例,后来英国国王就再也不参加这个会议了,彻底成了虚君。

欧洲当时有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有意要让外族人来当国王。当然,他必须有王统根据。像波兰历史上,大部分国王都是外部来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时封建制下的诸侯是互不相下的,我也是诸侯,你也是诸侯,凭什么你管我?大家就请外面的人来管大家,这个人我们都认,和我们没有瓜葛。他们不太重视族属,或者用中国语言讲,他们并不在乎夷狄当国王。当然夷狄不是一般的夷狄,也和王统有关系。

英国人非常在乎的,除了王统以外,就是信仰。一般来讲,国王和他臣民的信仰必须是一致的,否则臣民就不太乐意。光荣革命的直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当时英国国王是一个天主教徒,大部分英国的新教徒不愿意接受这个国王。怎么办呢?就找了一个荷兰的执政,荷兰的执政也和英国王统有一点关系,但是远远不如当时的国王近。如果要讲血统的话,当时英国国王90%多的英格兰血统,那个荷兰执政,大概只有10%的英格兰血统,而且不会讲英语。更奇怪的是,这个人不是退休的荷兰统治者,而是在任的荷兰统治者,等于是英国人请一个在任的外国总统,去当自己的国王,就因为他是新教徒。

没有忠君观念,中国搞不成君主立宪

中国的儒家有一个长处就是重视文化,而不重视种族。中国人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有一些圣贤说,华夏如果不讲礼仪,就是夷狄,夷狄如果懂得礼仪,那就是华夏,这是以文化来而不是以族源来划分。可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看到一个夷狄进了华夏,然后华夏就把他请来当国王的。当然,他打进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像蒙古人根本没有汉化,他也当了将近一百年的皇上。中国真的没有迎来一个懂得礼仪的夷狄来当国王,而英国是有的,而且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好像都有这样的例子。

当然刘锡鸿没有扯到宗教,但是他注意到一点,他说英国人忠于君主是出自内心的,正是因为他们出自内心,因为英国国王是没有什么权力的,因此人们由衷的爱戴,不可能有什么实际的利益,英国国王虽无独断善举,亦能不赋予情,故国民贤以福德归之矣。

很有意思的是,凡是到过英国的人,都对这一点有兴趣。比刘锡鸿稍晚,有一个人叫张德仪,他也出使英国,也提到了这件事,而且他讲得更透。他除了与刘锡鸿有相同的感叹以外,他还认为,正因为英国的国王是虚君,无独断自主之权,故民无不尊重之,可见非位即威,乃怀其德而感其人也。他说英国国王尊重君主不是害怕君主,而是真正尊重君主,不尊重他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他说这是真的忠君。

在俄国,叶利钦取缔苏共,苏联当时在人大全票通过了他的建议,尽管苏联当时的人大都是在苏联时期选出来的,几乎所有人都是共产党,但是没有人一个反对他。只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取缔苏共是不对的,违背民族的原则,也违背廉政。站出来说话的是罗伊·麦德维杰夫,是苏联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勃列日涅夫时代,他被开除党籍,流放到粮站,在那里被整了几十年。戈尔巴乔夫时代刚给他平反,恢复了他的党籍,当了人大代表,过了一个多月苏联就垮台了,只有他站出来说为苏共说话。所以你说到底谁忠于苏共呢?是那些当年开除了麦德维杰夫的那些人忠于苏共吗?还是麦德维杰夫本人忠于苏共呢?

因此张德仪和刘锡鸿这些人,还是挺有眼光的,他认为即使要讲忠君爱国,讲孝顺,英国人也是典范,中国人忠君是假的,要么是害怕君主杀了我,要么是图君主给我高官厚禄。所以中国人搞不成君主立宪,是有道理的。前些年保守主义盛行,很多人都批评辛亥革命,认为辛亥革命不好,中国如果搞君主立宪就省掉很多麻烦,可以没有革命引起的那些动乱等等。但是中国能搞君主立宪吗?你看刘锡鸿和张德仪把中国人看透了,认为中国人没有忠君观念,所谓忠君严格来说是忠枪,有枪便是草头王。所以皇帝一旦手中没有了权力,就是墙倒众人推,什么汉献帝之类的,那些人日子多惨啊?

陈独秀把反爹看得比反专制还重要

那些能搞君主立宪的国家,都有个传统,这些国家的帝王,在传统时代的权力没有那么大,往往就是虚君。像日本的天皇在部分情况下没有什么实权,英国也是一样的,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国王不是虚君,但权力比中国的帝王小很多,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君主立宪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些民族早就有尊重虚君的习惯了。

因此,刘锡鸿的说法是,英国人真的很忠君,又很孝顺。他还提到一件事,有一次他到英国一个公爵夫人家做客,那个公爵夫人跟他聊天,两个人谈了三个小时,公爵夫人的一个儿子是侯爵,一动不动在旁边站了三个小时,他很感动,英国人真是孝顺。其实这个侯爵已经有封地,不依赖父母,他父母也给不了他什么,而且英国法律也规定他是可以独立的,但是他还这么孝顺,可见是真的孝顺。这里讲的话是人之常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是不是忠诚?是不是好?取决于这个人的自由选择,如果不是自由选择,基本上都是假的,被逼的忠绝不是真正的忠,被逼的孝也不是真正的孝。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陈独秀这些人提倡个性解放,于是有些人就骂他们说颠覆中国传统文化,是反对孝道,给陈独秀扣了一顶“讨父仇孝”的帽子,说陈独秀仇恨孝道,挑拨父子关系。甚至有人说陈独秀鼓吹“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大逆不道。

陈独秀写了一篇回复,他说我很欣赏孝道,我赞成子女和媳妇要尊重父母和翁姑,而且我也相信中国人是由衷地这么想的。既然中国人是这么想的,那么严厉的父权有什么必要保留呢?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捍卫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这种权威呢?他说反过来讲,如果中国人的孝顺,并不是靠父亲可以杀了他来作为前提的,那废除了父权,怎么会影响孝顺呢?实际上,陈独秀这个逻辑跟张德仪、刘锡鸿是一样的。

当然我对陈独秀也有个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反爹看的比反国家专制还要重要,这不对。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安排,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倒是真的,皇上要杀任何人就可以杀,但是父亲随便杀儿子,首先皇帝是不干的。秦制的一个前提,就是剥夺了家长权,全国的人都必须爹亲娘亲不如秦始皇亲,为了秦始皇可以杀爹杀妈。但是陈独秀讲的那个道理,一点都不假。

提问:你刚才说中国在20世纪初搞不成虚君共和,但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秦晖:刘锡鸿和张德仪的观察是不错的,中国历史上经常有改朝换代,而英国没有,英国人就是尊崇虚君。中国有没有人尊崇虚君?肯定有,即便皇上没权,一些死忠的人还是忠于他。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怎么可能改朝换代?假如说皇上的权力越变越小,老百姓还适应了这种状况,没什么权力的情况下大家仍然忠于他,当然是最好的安排。

20世纪初就很难说了。在晚清虽然大家都说搞立宪,但朝廷讲的立宪和立宪派所说完全不同。用现在学界的说法,朝廷希望搞日本式的立宪,而在野人士,包括反对革命的人士,主张的是英国式的立宪,这两个立宪是很难调和的。日本式的立宪就是天皇集权,明治维新,很多中国人认为那就是一场周秦之变,诸侯向天子归还权力。所以日本式的立宪,当然和立宪派讲的立宪相距甚远。不要以为当时双方都讲立宪,就可以谈妥,其内容是截然不同的。

贿选在理论上是搞不成的

提问:中国的民主化转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彻底完成?

秦晖: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我从来不做预测。历史从来不是被决定的,而是偶然的,某种意义上讲,文明的产生和进步都是小概率事件,假如你懂得一些理科,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话,就会知道真正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变化,都是趋向于退步的,都是趋向于所谓的混沌,即是无序的。所谓的进步,就是对熵增加的一种抗争,这些都是人们努力的结果。

历史的不确定性,恰恰为我们的行动赋予了意义。如果历史是确定的,我们现在做的事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民主是必然要到来的,我就睡一觉等着它到来,如果民主是必定不会到来的,那我们做的一切不是白搭?很多事情是我们努力了就有可能,不努力就没可能。

至于民众素质论,则是假命题,是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不管怎样,首先要讲你能够改变什么?比如制度可以改变,人种就很难改变,所以只能通过改变制度来提高素质,而不是通过改变素质去改变这些规则的安排,因为素质高低要有个判断标准。

几年前我去台湾恰逢五都选举,五都选举包括里长选举。在台中我碰到一位里长侯选人,他说,台湾人素质真低,一点信用都没有,我在那里给他们发了红包,他们都答应要选我,结果投票时都不选我。后来我就想,这些人如果“素质高”了,那民主可能搞得成吗?相对而言,民主是最不依靠素质的,因为所有人都是为自己投票的。所谓圣贤选民可能有,但是肯定很少,你不能指望一个国家的民众都是圣贤。所有民众投票都是为了自己,比如穷人愿意选择一个搞福利的,他需要有多高素质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呢?他完全从自己出发。

选举过程中有贿选的,有人就用一瓶酒就把你的票给买了,他用选票换一瓶酒,和用选票换一种有利于他的制度,这在素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一种自私的行为。穷人选择高福利不见得多么大公无私,而是从自己的需要去考虑。真正的区别在于,他相不相信这个选票有用。

假如我知道这个选举是真的,你给我酒我还是会喝,投不投你的票就是另当别论了,因为我“素质低”。贿选这个事,理论上是搞不成的,为什么呢?用经济学的角度讲,它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送给你一瓶酒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投没投你的票,你是不知道的,我完全可以喝你的酒,又不给你投票。你就算有权力查,也查不了那么多,所以贿选从来不是因为老百姓素质低造成的。(注:文章为秦晖于北京东书房大讲堂的发言,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责任编辑:熊志 PN024]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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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问题与主义》、《共同的底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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