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法令如何在一周摧毁整个俄军

作者:金雁
2016.09.21

一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进行的“用土地把士兵从战场上拉回来”、“不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用土地革命来抗拒它”的宣传攻势是卓有成效的。

明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剧变以来,俄罗斯关于这场革命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随着新一轮档案的抛出,百年前这个在历史上翻转乾坤时代的一些片段,又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来。

二月革命后,国家出现权力真空

1917年2月末,俄国二月革命在所有反对党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不期而至,国家瞬间出现了权力真空。在关于如何建立新政权,如何运作政治权力这类问题上,大概任何政党都没有考虑清楚。

2月27日彼得格勒不同社会主义党派的杜马议员和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左翼政治犯商议,以1905年革命中涌现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为样板,建立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其常设机构就叫“执行委员会”。这是沿袭民意党的机构名称,最早来源于民粹派里“特卡乔夫行动派”,强调“执行”,以示与“拉甫罗夫宣传派”的不同,执行委员会当初就是暗杀小组的最高机构,以这样的名称来显示在破坏旧制度方面执行的果敢和决断。

会议推举孟什维克领袖齐赫泽(1864-1926)任苏维埃主席,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克伦斯基(1881-19)和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1885-1939)为副主席。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流亡在海内外的主要活动家,受消息传递的时间差和返程距离的空间制约,要在一两个月后才能抵达首都,15人组成的机构中,属于布尔什维克的只有施略普尼科夫和扎鲁斯基两个不太显眼的人物。

三天后沙皇退位,鉴于原政府的头头脑脑都已作鸟兽散,所有的国家机构停止运转,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接管权力后,成立了第一届临时政府。恰当地说,是“临时代管”权力。从理论上来讲,苏维埃和临时政府这二者,在国家体系的重构过程中都有一定的存在基础,但又缺乏合法授权,前者依靠的是1905年革命延续下来的天赋权利,后者继承的是杜马平台上12年合法斗争下的规范路径,在形式上更加符合程序正义,但是他们都希望在立宪会议召开后获得身份“转正”。也就是说,此时无论是苏维埃还是临时政府,都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权,用托洛茨基的话说,这时既像“双重政权”,又像“双重无政权”。

自1905年沙皇实行君主立宪以来,自由主义的民主派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党派,在杜马中是一种合作竞争关系,很多人认为既然革命是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这种多党模式仍将继续,谁的砝码更重就取决于民心所向了。

而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托洛茨基透过迷雾一语中的:革命的敌人早已不是以前的沙皇,而是昨日的友党了。但是这些“友党”当时却如后人所说,正处在“福音书中沉睡的无知少女”状态,并没有把托洛茨基们看作敌人。杜马主席罗江科(十月党人,正是他说服沙皇退位的)允许苏维埃在塔夫利达宫占用了预算委员会的2个房间作为办公室。苏维埃草创之时,就表现出与那些按部就班的杜马议员不一样的行事风格。虽然双方都在忙着签署命令,苏维埃的“执行”能力果然非同一般,他们的委员和代表大多来自基层,比起那些忙于在杜马里吵架的议员来说,更知道如何处理最“最迫切、最实际”的问题。

忽略军队,临时政府的致命失误

苏维埃动作很快,虽然同样是秩序混乱、缺乏统一协调,但委员们首先想到的,是把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要素抓到手里。他们马上建立了自己的粮食委员会,并控制了所有的车站和通讯设施。这时候往往一个瞬间就能决定各方面力量的分配。苏维埃发表的宣言、通令从来都是居高临下命令式的,具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权威和自信。这种坚定信念比起软弱惊惶的临时政府来,更容易带给民众一种踏实感。

其实苏维埃对自己的定位根本就没有从法理角度考虑过,因为1905年革命时,苏维埃也就是个临时的街头草根起义指挥部,与当时真正跟沙皇政府叫板的主角、反对派控制的杜马相比,影响不在一个层次,距权力也更遥远。现在原有权力体系崩溃,在新权力架构中它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没有人仔细考量。由于俄国社会上下对立严重,使得代表社会底层说话的左派,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优越感”,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左倾效应”。在他们看来,革命时期的起义指挥部,想当然就是新的领导核心,自然是权力越多越好,责任越小越好。

3月1日沙皇退位当晚,苏维埃与杜马临时委员会商讨成立临时权力机构。苏维埃方面同意在一定条件(主要就是尽快召开正式的普选制国会——立宪会议)下,由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临时政府,次日在苏维埃讨论这份声明时,有布尔什维克代表表示异议,认为应该由参加苏维埃各党组织临时政府。但苏维埃执委会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不过这个分歧当时看来并不大,因为无论由杜马临时委员会还是由苏维埃来组织,都只是“临时”政府,正式的政府还是要通过全俄普选的立宪会议才能建立,这在当时是无可争议的共识。甚至后来十月革命当晚,列宁们夺权后宣布的,也是“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成立工农临时政府管理国家”。当时谁也没想到,1918年1月会发生“苏维埃政权”动用军队武力驱散立宪会议这种事。

所以,二月革命后出现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说法是大有问题的。所谓“两个政权”如果是指两个政府,那么当时并不存在这种情况。革命后最初并存的,其实是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两个代议机构。两者最初各只有13和15名成员,其中还有重要的重叠:苏维埃正副主席齐赫泽与克伦斯基同时就是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

当时这两个代议机构的代表性都有很大缺陷:彼得格勒苏维埃毕竟只是一个城市里出现的机构,而且是街头运动中非经选举产生,作为反对专制沙皇的革命组织可以,作为民主国家的全国性议会那就差的太远。它也并未这样自诩,而是把尽快举行立宪会议选举作为诉求之一。另一方面,杜马临时委员会并非全体杜马成员选出,而且1907年“六三政变”后,根据“倒退的”选举法产生的杜马本身代表性就曾广受质疑。但是它毕竟还是此前全国性竞选的产物,而且比苏维埃早半天产生,一产生就投身革命,并成为此前群龙无首的革命实际的领导中心,迫使沙皇退位并宣布了旧政权的垮台,连卢森堡都称它“突然变成了一个革命机关”。这使得它很大程度上洗去了“六三杜马”的污名。

从沙皇下令解散杜马而大批议员抗命,并反过来向沙皇叫板起,大批起义的士兵部队,就纷纷汇集到杜马所在的塔夫利达宫,可见那时它是众望所归。后人说,组成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政党(当时主要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囿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识形态教条,而不去积极争取执政,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当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号召力,确实远在苏维埃之上,纵使那时列宁在场,也是没法与之抗衡的。所以苏维埃“有条件地”支持杜马临时委员会组织临时政府,其实是别无选择的事。

而那些条件固然涉及到许多“宏大叙事”,当时最实际的,却是要求临时政府保证自己的运作。从苏维埃要求临时政府承担财务开销,也即拨款1千万卢布的要求来看,它显然不是政府,而是政府拨款设置的机构。

但从它不承担执政责任却又处处干预权力来看,它又胜似政府。它以天然具有俄国革命的裁判权自居,所有的机构都不敢小觑它的存在,小心翼翼地对待它。苏维埃既像是立法机构又像是执行部门,同时还是临时政府的监督者,有权对任何人和部门发号施令。所以从一开始权力和责任在这二者之间的分配,就不是平衡的。临时政府从沙皇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份需要承担责任的遗产,而苏维埃不负任何责任,却极力瓦解政府的权力。

临时政府的人一接手政权就到处堵窟窿,忙于应付,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军队。那些民主党派在杜马讲坛上、报刊杂志里反对沙皇专制已有十多年了,却从没有想到自己也需要有武装力量。或者说,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接管的政权里面自然就包含了军队。

而在苏维埃当中,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施略普尼科夫首先提议要瓦解旧军队,让士兵与工人进入同一个苏维埃,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免去后顾之忧,使政治天平向有利于苏维埃的方向转化——“革命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军队”。可以说,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旧礼仪教徒,在本党那些长期侨居海外或流放边地的大佬们没有回来之前,是布尔什维克在国内的主要代表。而他在初建的苏维埃里是一个不显山露水的小角色。十月革命后,他由于屡次加入党内反对派(先是“工人反对派”,后是托洛茨基派)而被正统党史所抹杀,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他这关键的一步棋的确切中要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历史进程的走向。

苏维埃瓦解旧军队体制的四种策略

当然,瓦解旧军队的“原创权”,并不是施略普尼科夫而是列宁。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流亡瑞士的列宁就高调宣称:“我们是反爱国主义者!”“我们要把战争引到本国去!”“要让本国政府战败!”这场战争是通往世界革命的最好道路,这可是极其有利的时机。任何阻止本国战败,不拥护国内战争的人,都应该作为叛徒进行谴责。但是他也承认,关键是如何用这样一种整个民族都无法理解的口号说服自己的党派和民众,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大体上是通过四个策略,让这一口号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首先,是从皇统的基因上加以否定。托洛茨基用极具煽情的语言质问士兵说:你们为什么要为沙皇作战?“所有的沙皇都是嗜血、淫乱、半呆傻、弑父、乱伦的人,来自德国的妈妈和不知名的父亲,数世纪以来有多少拉斯普廷从事着改善罗曼诺夫种族的工作”,坐在皇位上的早已不知什么人的种,什么皇权神授不过是些骗人的鬼话。军队不明白为什么作战,几十万人的死去,却根本不知道他们牺牲的目的是什么。

另外,斯托雷平“警察式改革”后,权贵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俄国贫富差距更加畸形。分配既不合理,竞争也不公平。穷人富人都不满意,前者更加怨恨当局,后者也不愿支持当局。斯托雷平由新富阶层充当政权支柱的设想完全落空。战前经济的明显增长,并未增加统治的合法性,而战时困难的加剧却一下子恶化了统治的危机。

革命党认为,杜马本来就是按照斯托雷平不民主的财产法选举出来的,不论是杜马代表还是临时政府人员,包括地方自治局都是有产阶级,他们的杜马是资产阶级的杜马,资本家和地主老财们都在杜马里。他们想打赢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私有财产。利沃夫公爵的领地散布10个省;财政部长捷列先科是大名鼎鼎的制糖厂厂主,拥有20家制糖厂,1千俄亩土地,私人资产达好几百万。权钱被搅合在一起,对专制的仇恨很容易转化成对财富的仇恨。革命以后有产者就成了一句骂人的话,就是无恶不作的坏人和寄生虫。在阶级仇恨深得人心的形势下,任何在革命前占据大笔财产的个人,本身就成为一种被人攻击的标志。“剥夺剥夺者”是当时非常流行的口号。

第三,宣扬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给俄国革命描绘出梦幻的强大后盾。宣称天下无产阶级是一家,只要俄国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上打开缺口,不愁欧洲无产阶级的整个方阵不会跟上。俄国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序曲,战争已把整个欧洲变成社会革命的火药库,很快革命就很传播到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海燕已经在全球飞翔”。革命将以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掌权而告终。

第四,抓住士兵最实际的考虑,那就是赶快缔结和约回家分配土地的厌战情绪,促使局势向左转。阶级划分、阶级仇恨是革命当中有力的口号,只要是谴责剥削阶级,就能迎来一片喝彩声。齐赫泽在士兵集会上质问罗江科,“你们应该问问罗江科,关于土地他是怎么想的,他自己有多少俄亩土地,他是否打算把这些土地交给人民?我可以代他回答,他连一俄亩也不会交出,别的地主也不会交出”。

革命打乱了原有秩序和价值标准,使自由与秩序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自由被描绘成一种无政府状态,权力的主体是人民,争取自由是天然的观念,民众就像奔流而下的潮水,奔向那些可以满足他们要求的势力。

群众功利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动员的思想基础,一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进行的“用土地把士兵从战场上拉回来”、“不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用土地革命来抗拒它”的宣传攻势是卓有成效的。而使本国政府战败、打倒帝国主义战争这些口号,彻底颠覆了士兵为祖国而作战的信念。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参战以来,“从1914年7月到1917年1月的两年半时间里,共动员了1510万人参军,占男性人口的22%,占男性劳动人口的47·4%”。

争取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军队是处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孤岛之间的救生艇,它驶向哪一边,哪一边就会得救,哪一边的权力就会由虚转实。

1号法令播下仇恨的种子

沙皇逊位以后,军队宣布向临时政府效忠。一来这是大势所趋,由杜马临时委员会授权的临时政府,已经与君主专制撇清了关系,军队可以不向沙皇负责,但必须要为俄国负责。服从临时政府,既是沙皇政权树倒猢狲散后的一种常态,也是向具合法意义的权力机构靠拢。二来欧洲军队历来有不干预政治的传统,这是职业军人的基本素质。第三,从最现实的角度说,当时还处在战争期间,没有临时政府的支持,最高统帅部既不能解决战略问题,也不能解决后勤的补给和弹药问题,因此必须赶快转弯,接受新政府的精神、观念和条件。

施略普尼科夫等人分析道,目前军事优势在暂时在临时政府一边,我们的优势是宣传鼓动,那么如何用嘴皮子打垮枪杆子呢?

在民粹主义土壤深厚的社会里,民众更愿意听取立马可以改善处境的意见,也很愿意追随那些以简单上口的口号许诺的政党。被封为靠讲演赢得群众第一人的托洛茨基后来回忆说,我一看到广大群众,事先已准备好的词语和论点,不知怎么全都掩消云散了,说出来的全是群众所需要的。在感情上同他面前的热情无知的群众融为一体,并成为“群众的宣扬工具”。无怪乎连卢那察尔斯基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也指责列宁和托洛茨基“向自发民粹情绪让步”。

士兵是农民,农民的愿望尽人皆知——得到土地。要搞心理战,要让士兵与军官做斗争,在俄国传统中军官是由贵族组成,而贵族占有土地的不公平早已是社会共识,强调阶级划分很容易播下仇恨的种子。要发出针对军官的传单,好“让士兵们打掉他们的牙齿,用刺刀把他们捅死”,剥夺他们的武器。布尔什维克党起草的传单上是这样写的:士兵同志们,被奴役的、沦为奴隶的农民和工人起义了,专制政府可耻的垮台了,士兵们,要小心,别让贵族老爷把人民群众欺骗了,狐狸的尾巴有时会比狼的牙齿更可怕,你们无论从罗江科那里还是从米留科夫那里,都没有听到一句是否剥夺地主土地转给人民的话。

根据施略普尼科夫的提议,苏维埃执行委员索科洛夫(无派别社会民主党人)、克里万斯基(无党派社会主义者)和几位士兵在一起,七嘴八舌就攒出了个“关于军队民主化的苏维埃1号法令”。

该法令一共七条,一看就是草率行文的急就章,它具体内容包括:实行军队自治,在军队所属编制内立即选举士兵委员会;军队在政治上与工兵代表苏维埃保持一致,不再服从其他任何人;军队只有在不与工兵代表苏维埃相矛盾的情况下,才能执行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由每个连队选出一个代表在1917年3月2日上午10点到国家杜马大楼报到;所有武器由士兵委员会控制,军官不准持有,“他们要求也不行”;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一点也不能削弱”;取消军队条例中等级观念和强制性礼仪;取消军衔称呼;“任何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均须向士兵委员会报告。此命令将在海陆各级战斗单位和后勤保障机构中宣读。”

此后他们又补充道:等待人民的,是刻不容缓地使军队摆脱腐朽糟糕的陈规诫律。应该立即采取这方面的一切措施,把自我管理的自由推广到军队里去,把充分的民主和宣传自由推广到军队中去。只要把结社、罢工、集会等一切公民权利推广到军队中去,军队就会全部站在苏维埃一边,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手段,把军队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跟革命拴在一起。

不发给军官武器,不能让那些心存异志的军官去指挥,要保障士兵的一切民主权利。于是不久苏维埃又发布了《士兵权利宣言》:“不再对任何人实行纪律处罚,取消惩罚性转圈跑步、举枪罚站和降级处分,简化准假手续,允许穿便衣,士兵可以参加任何组织,允许随地吸烟,免除任何形式的劳作,停止夜间点名,废止勤务兵制度”,“连队委员会必须严密注意,不能让旧制度的支持者掌握指挥士兵的权力”等等。

仅仅一周,1号法令就摧毁了整个俄军

作为苏维埃成立后第一个重要举措,这个“1号法令”由索科洛夫和几个士兵写出后,却并没有经过苏维埃的会议讨论和表决,就直接送到苏维埃出版委员布尔什维克邦奇-布鲁耶维奇刚夺取的“一戈比”印刷厂,当天(3月1日)就登载在赶印出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一期上,随后又多次作为传单印发,据说多达900万份,散发到各条战线的军队中去。苏维埃和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人看了大吃一惊,但已经覆水难收。

但这个命令却深得“军心”,使不愿打仗的“自由”士兵很快取代“工人阶级”,成为苏维埃的狂热支持者。3月1日当天,苏维埃里就增加了10名士兵代表,以后增加得更快。苏维埃代表当中的工人是每1千人选1名代表,而士兵中则是每连选1名代表,很快士兵在苏维埃里就成为压倒性的多数,在彼得格勒苏维埃里有2千多名士兵代表,而工人代表只有500(一说800)人。所谓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基本已经变成士兵苏维埃,更确切地说是不愿打仗的逃兵苏维埃。

当时的施略普尼科夫等人,并没有后来列宁那种推翻临时政府,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法,他们只是想过过不负执政责任却又发号施令的瘾而已。可是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使得临时政府很快没法运作。

在那样一个德奥大军压境的大战时期,1号法令并非通过军队编制逐级下达,而是直接面对士兵的。它立即得到了士兵们拥护,他们说,农民们在分地,工人在搞8小时工作日,凭什么我们就该流血、没日没夜在战壕里发烂发臭?工人守着家只干8小时工作,然后就去洗澡、闲逛、找女人,这公平吗?先把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把地主、寺院、皇家的土地夺过来给我们,“把刺刀插进战壕里赶快回家吧”。谁都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些堆积如山的尸体,到底能为我们换来什么?我们要回家,要自由和土地,我们为什么要变成残废?打倒军官,砸开连队的钱柜,散伙回家。政府说要把战争打到胜利为止,谁需要那些海峡?最后士兵委员会选出来的代表,都是反对去前线打仗的人。选出来的是医师、文书、军需官这些战壕里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了这些希望赶快结束战争,然后就可以各自回家分土地士兵的利益。

本来二月革命后,俄军就出现解体征兆,想强化军纪、约束士兵的军官被杀的事例已经出现。1号法令发布后,军官等于被缴械,任凭持枪的“革命士兵”宰割。士兵们有了1号法令这个“尚方宝剑”后说,“我们宣布,那些拿起武器反对新政府的军队领导人不受法律保护!如果发现任何一位将军想唆使士兵来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杀死他,我们的敌人不在前线,而在后方。”

众所周知,军队是以纪律维系的,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队现在可以不必服从自己的直接上司,就已经不成其为军队了。士兵们为了证明自己“到场感”,是“愤怒者运动的参与者”,每个人都力求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1号法令在一周内,就摧毁了整个俄军。奥伦堡的机枪团竟然抽签决定哪一个营上前线。有士兵抢劫酒窖喝的酩酊大醉受到军官指责,说前线不能喝酒,士兵说,那是沙皇制度的残余,现在我们实行的是新制度,现在谁都自己说了算,不再是1905年了,你们再不能绞死人、枪毙人了。一位将军劝说拒绝进入战壕的部队,被一名士兵拔出军刀将他刺死。710步兵团拒绝登上军用列车开赴前线。445团拒绝进入阵地,他们说,让我们打仗可以,先让我们休息两个月。有的军官为了保住连队,甚至恳求那些劳动者出身的士兵当选士兵委员会。

接下来士兵的暴行逐步升级:喀山军区司令被逮捕,波罗的海海军司令、海军上将涅佩宁被枪杀,海军少将卡尔采夫自杀未遂,被送进精神病院,仅在波罗的海舰队就有60名军官被杀,还有300军官被捕,莫斯科地区司令部被占领。无政府主义势力已经在前线和后方之间胡作非为了,把枪口对准了所有的人,烧毁了公文和警察局的档案,缴了军官们的械。缺乏纪律约束的士兵,像病菌一样穿透了军队的壁垒屏障,瞬息间就破坏了军队的肌体。

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其巨作《红轮》中描绘的,“许多以前的师长和兵团司令像松果一样纷纷落地”,少尉、中尉被任命为领导将军的首长。军官们忧心忡忡,怎么才能抵挡住它们呢?如果不从一开始就消灭它们,它们就会毁了整个军队,摧毁军中惯用的服从体系和维系军队结构的规章制度,一旦破坏了这些规章制度,军队也就不存在了。

建成一支军队可能要花几百年,但是要摧毁它,一个1号法令足矣。

纳了投名状,士兵就没有退路

军队中指挥系统的权威垮塌,军事法庭系统约束和权威性松弛到荡然无存,也就几天的工夫,俄国的军事体系在几天以后就土崩瓦解了。

将军们在给临时政府的陆海军部长古契科夫报告中说:“你们这里发出1号法令,德国人就通过广播在我们这里宣扬开来,请问,我们是在跟谁打仗?假如德国人和苏维埃串通一气,政府又跟苏维埃沆瀣一气,而我们又向政府宣誓效忠,那么请问这是谁为谁打仗?这仗该怎么打?”“即便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之间存在着复杂奇怪的关系,可我们军队里有章程、有最高统帅部,苏维埃为什么要干涉军官和士兵的事,你们作为政府怎么能听之任之呢?如果士兵不执行命令而我们没有惩罚权,你们这是在愚弄自己还是愚弄我们?

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给古奇科夫的电报中说:现在“无论什么人都可以随随便便潜入前线去瞎指挥”。北方战线司令鲁斯基说得更直白,“只有疯子才会写这种命令,在战争期间,没准写这种命令的人是德国的奸细”。第3骑兵军军长克雷莫夫说,自1号令以来,到处都是来自后方的制造混乱和失败主义,拒绝服从、拒绝调动十分普遍,“仅两个军就有7千人开小差”。

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步兵上将科尔尼洛夫说:“在军队中进行选举没有生命力,它不仅不能加强军队的力量,反而只能是力量涣散,前线需要的不是议论,而是命令,而是行动。请相信自己的军官,他们不是自由的敌人,他们只是希望祖国获得胜利”。科尔尼洛夫极力想拯救局势,恢复秩序,不能让这场传染病流行开来。在他看来,1号法令全是教人怎么破坏军队规矩的,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是这样的。没有一支军队是这样可以长期存在下去的,士兵委员会就是军队的末日。冲突的对方不是敌人,而是哗变的自家士兵,部队任何一次简单的调防都十分危险,他们知道可以不服从,我们还怎么指挥整支军队,我们只要一让步,一切都会完蛋!军队就会不成其为军队,而是武装的暴民,他们对祖国比对敌人更可怕。必须在前线恢复死刑,限制士兵委员会的权力。

古奇科夫后来承认,“忽略了1号法令的发展”, 需要恢复士兵对军官的信任,为此政府应停止放纵姑息工兵代表苏维埃,给那些具有瓦解作用的呼吁书和告军民书之类的东西规定一个界限。3月9日,临时政府海陆军部长古奇科夫和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联合发出呼吁书,“德国人在集聚力量准备对我国首都发动进攻,彼得格勒一旦失陷将是新制度的末日。士兵们,醒来吧,……请服从军官的指挥……,如果过去的逃兵归队,将既往不咎。临时政府建议部队撤出首都。”

士兵们怒吼道:为什么要撤出,难道革命已经完成了吗?撤不撤不由军事部长决定,而由我们自己讨论决定。我们只承认士兵代表苏维埃,此外谁也不服,就是上帝来了也管不了我们,如果不分给我们土地,我们一步也不离开彼得格勒。

3月10日,古奇科夫致阿列克谢耶夫的电报中承认了两点:第一,临时政府并未拥有任何实际权力,……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临时政府只有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容许的时候才得以存在。第二,后备部队已开始瓦解,并且日益加剧。4月,因古奇科夫因未能恢复军纪挽救战争败局而辞职,社会革命人克伦斯基继任了这一职位。

在经过了一番胡作非为后,士兵们惴惴不安,他们已经杀了军官,不想再为混乱时期的行为负责,不想回去服从军官。士兵们说:“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军营,我们的自由也就完结了”,“尝到自由的滋味后,就不愿意把它交出去了”。

那么谁要为前几天的行为负责?“该受惩罚吧,不!这我们可不同意,兄弟们我们应当肩并肩的顶住。听说,罗将科主席有道命令,要把士兵们的抢全部收回,好让我们服从军官。不,不,兄弟们应该寻求庇护,可我们的庇护所在哪儿呢?不过这样的庇护所还是有的,有人已经到过那里,亲眼见到了,那就是苏维埃。我们在暴动中陷得很深,他们陷得更深,如果说我们陷到膝盖,那他们就是陷到腰部,因此,如果说有谁能给咱们出主意,那就只有他们,走,伙伴们,找他们去!只有苏维埃能够救我们。”还有人说,流血怕什么,难道法国大革命就不流血吗?布尔什维克的传单上都说,这不过是革命的阵痛而已。

在战壕里,人们看的最多的是《真理报》。报纸上说,伴随着进攻的将是许多人的死亡,报纸还劝告他们不要作战,要分田分地,没收资本,鼓动他们进行斗争,但不是同德国人作战,而是同资本家斗争。

《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强调说,现在临时政府认为,目前全部任务只在于“恢复秩序”,它说明人们对所发生革命的一切的意义既不理解也不……,旧政权一去不复返了,所有想跟它妥协的人,都将对人民犯下罪行。针对士兵的胡作非为,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哪个革命没有极端行为呢?1号法令发布以后,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影响明显扩大。3月9日布尔什维克党团人员就从原来的5人增加到40人,7月份更猛增到400人。

1号法令,一场激进主义的欺骗

有人认为苏维埃当时被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所控制,列宁与托洛茨基尚未回国,1号法令的颁布应该与他们无关。人民理解的自由,就是不用服从任何人。在这个过程中苏维埃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苏维埃《消息报》干脆直接了当地表示反对恢复秩序。

如前所述,乱军之举与布尔什维克此前的宣传是一脉相承的。俄国出现这种局面,布尔什维克应负主要责任。3月俄社会民主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战争的决议——临时政府继续参战是出于前沙皇掠夺战争的目的,根本任务是: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反对本国压迫者的国内战争,急切需要做到的是,战壕里双方士兵停止战斗,遵照1号法令,选举前线委员会,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下才可能保卫祖国。

士兵的无政府主义列宁说,是长期遭受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追求社会公正的自然表现,是被剥削劳动人民反抗精神的迸发。这为实现革命转变创造了有利时机。布尔什维克准备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对群众的革命创造性负责,借助群众的革命创造性根本改变社会制度,因而支持群众使用暴力。

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进一步指出,保卫祖国是对人民的欺骗,是为屠杀工人和农民而准备的,不要为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毁灭自己,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在军队中宣传阶级斗争,拿起武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与爱国主义者彻底决裂,如果不把旧军队摧垮,它就要摧毁革命。

托洛茨基回国以后承认说:“前线出现了最深刻的崩溃,逃兵现象与日俱增。士兵群众威胁说,他们将整团、整军地抛弃战壕,开向后方,抢光自己道路上的一切”。但是他话锋一转地强调,临时政府要求“恢复秩序”是资产阶级的秩序,士兵的行为是“革命的岩浆喷涌奔腾,任何人间的力量都不能阻挡它”。很明显布尔什维克需要利用无政府主义。正如托洛茨基所说,1号法令对“军队产生了最深刻的作用”。

旧的强制性纪律消失了,士兵们问自己:为什么应该流血?恢复军队的“战斗力”意味着要粉碎士兵革命民主的反抗,催眠他们被唤醒的政治良知,让革命军人为那些旧目的服务。托洛茨基强调,军队不能不解体,“你们说需要纪律,但需要的是谁的纪律?让谁遵守的纪律?当参加过战争和幻想得到土地的俄国士兵像火山岩浆一样的涌向农村时,将迫切实现实际上没有解决的地主领地的任务”,你们说他们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土匪,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反对凌驾在他头上政权的罢工者”。

托洛茨基还说:所有彼得格勒报刊上说,俄国军队处在不断瓦解的状态之中,军队中的无政府状态已经成了陈词滥调。所谓的“无政府状态”在我看来,是削弱了作为帝国主义战争因素的军队,完成了俄国革命的英勇军队。对俄国革命幸运的是,我们的革命一劳永逸地消灭了俄国军队的过去的心理——蝗虫和海狸心理。数十万人消极地、不理智地死去,致死也不清楚自己牺牲的实质。现在俄国的军队不再是神圣的畜生,而是思考自己命运和战争命运的士兵,他们的血不再为法国交易所和英国帝国主义流。选举士兵委员会是向未来民主军队迈出的第一步。

《真理报》上号召不要相信军事部长,因为“最高统帅部是反革命中心”,“军队中所有的旧长官都要由革命者接替”。3月12日工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说:“统帅部里有很多狂热拥护旧制度的人,他们依然逍遥法外没有受到半点惩罚,要颁布一项法令,宣布策动叛乱的将军不受法律保护,士兵们不仅不必再服从这些将军,即使把他们枪毙也不受惩罚”。整顿纪律不要指望什么战地法庭,更不要指望什么死刑,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不会再有死刑了。军方只能下达与苏维埃不相抵触的命令。

从其他旁证材料,也能证明布尔什维克与1号法令之间的关联度。德国驻丹麦大使布洛克多夫·蓝采在3月20日从哥本哈根发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说:目前俄国的温和政党和极端政党之间发生矛盾,后者之胜利对我们极有利。届时将不可避免发生大转折,其形式将撼动俄罗斯国家之基石,我们更应支持极端分子,那将使工作更有影响并迅速获得效果,据各方面预测,可以指望三个月内俄国瓦解之程度足以保证我方军事干涉之力量造成俄国力量崩溃。

列宁回国以后,对每一个反抗当局的人一律给予支持,因为局势越乱越有利于布尔什维克夺权。他赞成工人接管工厂,而这种行动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反对的工联主义运动。他也赞成农民夺取土地,这与布尔什维克的土地国有化的纲领背道而驰。他无视布尔什维克一直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等级原则,对掌了权的地方苏维埃大加赞赏。孟什维克谴责列宁抛弃了长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但是列宁不在乎这些,他的目的是布尔什维克要压倒它的对手,赢得了民众的支持。

当时布尔什维克控制着2.6万个士兵团体,连以上单位均有布尔什维克所设的支部,《士兵真理报》一发行就是5万份。布尔什维克号召“当逃兵”的口号风靡整个军营。“逃兵不可耻,赶快回家分土地”的传单,几乎在士兵人里人手一份。根据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2030位代表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工人510人,农民424人,军人815人。毫无疑问,军人是十月革命时俄国人数最多最有组织的力量。

在后来立宪会议选举的投票中,军队的绝大多数支持布尔什维克,除了罗马尼亚和高加索前线外,几乎所有的陆军和海军都投了布尔什维克票,在西北战线布尔什维克的得票比社会革命党高3倍,波罗的海舰队的12万张选票,几乎全部投给了布尔什维克。毋容置疑,在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间的拔河比赛中,社会情绪逐渐向激进的一方倾斜。“军队的支持决定了革命在其第一阶段的命运”。

一百年后当我们重新回望这段历史的时候不禁要问,是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利益重要,还是民族国家的利益更重要?如果可以开此先例,任何一小撮人都可以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这个民族至上。雅科夫列夫说,当时谁也不去劝诲人们去思考,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相反,大家都在熏染仇恨心理,把对手描绘成魔鬼。这是当时各政党共有的特征,其中布尔什维克尤为过之,宁肯摧毁军队,也不能为对手所用。就这样仅凭几个士兵不假思索的一道法令就摧毁了一支上千万的军队,导致了稀里哗啦大厦倾。对以前党史中褒奖的“在列宁领导下对‘苏维埃的收放自如’”,说白了,就是敢做别的党派不敢做的事情,不惜拿整个俄国作赌注。

当人们明白“激进主义欺骗”的时候,已经奈何它不得了,就像当年的《俄罗斯语言报》所说的,“俄国革命取消了沙皇的断头台,却竖起了更加残暴的革命断头台”。

 

[责任编辑:熊志 PN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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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秦晖的夫人。中国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领域,具有领衔地位的专家,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再认识》、《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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