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下简称《保密法》）实施已逾二十载，其中一些齿轮早就锈迹斑斑，不但严重影响了信息政治的正常运转，还给日渐开明的政府形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阴影。其修订工作，亦有十来年的历史，按国家保密局的说法，叫做“十年磨一剑”。直到去年6月，修订草案才姗姗来迟，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今年2月24日，开启二审。新闻称，此次修订有重大动作，涉及到区分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上收定密权、设定保密期限等。

耐人寻味的是，《保密法》修订之动议，自1995年即有提出，1996年正式启动，迤逦数载，为什么这两年忽然加速闯关？窃以为应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刺激有关。如果说前者是挂政府牌照的老牛慢车，后者就是由民意推行的轻车快马，两者本应并驾齐驱，齐头并进，无论哪一个落后，都不是好事；落差越大，脸面与心脏的距离就越远。

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行以来举步维艰，如履薄冰，甚至走两步退一步，但它毕竟代表了一个国家不可动摇的行进方向。修订《保密法》自当紧随其后。然而，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这乃是两部针锋相对的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主题词是公民的“知情权”，《保密法》的主题词是“国家秘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精神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保密法》则是为捍卫这种“例外”而立。二者相反相成，相生相克。

如果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高歌猛进的标杆，审视《保密法》的此次修订，实在难以令人乐观。纵览修订草案，固然有明确保密期限、上收定密权等大刀阔斧的转折性举措，可转了半天，好像还是在原地踏步。譬如说，设置了各级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绝密级不超过三十年，机密级不超过二十年，秘密级不超过十年”，从“一定终身”到以十年至三十年为期，确实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却留下了尾巴:草案规定，假如有关部门认为保密期限需要延长，“应当重新确定保密期限”。即是说，你望穿秋水了三十年，到时候如果个别政府部门心情不好，不愿解密，那你还得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

再说上收定密权。以前，诸如一个乡政府都可以定一份绝密级文件；而一份关于向先进人物学习的文件，一份领导班子出国旅游的消费清单，都可以定为国家秘密。你去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对方使用最频繁的挡箭牌就是，对不起，这是国家秘密，不予公开。据修订草案，此后绝密级国家秘密，只有中央与省级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有权决定——问题在于，这个“授权”能授到哪一级呢？同理，“设区的市、自治州一级的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可以确定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密”，若授到乡政府头上，乡长照样深藏了一肚子国家秘密，连酒后的饱嗝都密不可言——如此深究，绝非吹毛求疵，实因立法者有意无意在新法典里遗留了太多的尾巴，而每一条小尾巴都可能长成个别人行政专权的毒舌。

定密权属于政府，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主体却扩大化到所有公民，原《保密法》第二条与第三条的冲突，修订草案似一如其旧。这其实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难题。所涉法理十分简明，既然是国家秘密，“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普罗如我，怎么可能晓得?怎么去保守？权利与义务遥遥相对，我不具备相关信息的知情权，又如何去守护？《保密法》亟须明确其法律主体。它本是公权力自我约束的规则之治，除了持有国家秘密的公务员，普通公民与媒体皆应剔除在外。正所谓“不知者不为罪”。当他们根本不知道国家秘密为何物，一着不慎，踩上了地雷，却可能触犯非法持有国家秘密、机密物品罪、泄露国家秘密罪等，此时，笼罩在他们头顶的法律，其合理性自然会遭到质疑。

所以，以目前公布的信息看，这次修订《保密法》，更像是为一部庞大、老迈的法律肉身祛除了些许皱纹，隆高了鼻梁，但其骨骼、血液并无本质的变异。它依旧可能成为某些政府机关搪塞某些“刁民”所发出的政务信息公开申请的最堂皇的依据，依旧是压迫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头上的那座高山:前者是部门法，后者只属于行政法规，下位法何以对抗上位法呢？像《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反噬《物权法》的法律奇迹，自然不可一再发生。如此，不妨预言，假如修订仅如此，那么《保密法》之荣获新生，可能正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殇。

出路何在？我赞成熊文钊先生的建议，将《保密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合为一部法律。否则，短时间内，这两部法规极难成功接轨。

（作者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