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其

蒋立冬 绘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呼吁了20年迟迟未有突破，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沉重的尴尬。《南方周末》报道说，为破除一些官员的心理抵触又避免社会动荡，有部分学者提出对官员现有腐败问题进行赦免，以换取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出台。一名法学家甚至认为，“中国人民必须牺牲一次，宽恕一回”。这一建议在读者和网友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与很多读者、网友一样，笔者也对贪官的腐败行径无比痛恨，但我却对“赦免贪官原罪”的建议举双手赞成。部分学者认为，赦免贪官原罪可以换来官员群体对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支持。反对者则针锋相对地质问道:被贪官掠夺的公有财产就这么算了吗？你问问工人农民会不会答应？

争论双方最关键的分歧在于，民众和贪官所在的官员群体能不能达成一个妥协——民众宽恕贪官的腐败行为，同意赦免他们的原罪；官员同意“牺牲”自己的财产隐私权，按照法律的要求如实公开财产（其中一些贪官须将此前贪腐所得赃款如实上交，并保证今后一定廉洁从政，否则将受到空前严厉的惩罚）。如果民众和官员都愿意妥协，“赦免贪官原罪”以换取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出台，就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反之，只要有一方不愿意妥协，这个建议就永难付诸实施。

从媒体报道和网络言论反映的舆情看，民众中愿意妥协者似乎并不多，而据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抽样调查，97％的官员对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持反对意见。可见，至少在目前，民众和官员就“赦免贪官原罪”及官员财产申报公示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并不大。这样僵持下去，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迟迟不能建立，同时官员腐败因缺乏制度的有效遏制而愈演愈烈，有可能形成“腐败越来越严重—贪官越来越多—官员财产公示的阻力越来越大—腐败越来越严重”的恶性循环，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出现目前这种谁也不能说服谁、谁也不愿意做出半点让步的僵局，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缺少妥协精神大有关系。雷颐和马立诚在一次学术对话中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多次改革归于失败，其中有一个共同的教训，就是改革涉及的各方都缺乏妥协精神，“丧失利益的一方不妥协，得到利益的一方也不妥协，都不让步”，导致一再丧失改革良机，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发生重大社会动乱乃至改朝换代。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虽然也强调“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极高明而道中庸”，但人们感受和实践得更多的还是“斗争哲学”。而在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野中，妥协是解决冲突、实现和谐的一种调节机制，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必需的一种公共理性。布坎南说过，“没有一项政治制度可以满足所有人的愿望，面对不可避免的冲突，人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暴力，要么妥协。”英国政治思想家阿克顿勋爵说过，“妥协是政治的灵魂，如果不是其全部的话。”政治内在地需要妥协，改革也内在地需要妥协精神。

在社会政治改革中倡导妥协精神，首先就是要明确，改革不是一场“砸烂一个旧世界”、“一夜之间改天换地”式的革命，而是要在理性对待历史传统和现实秩序的基础上，逐步改变那些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合理因素。改革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其中有些利益是合理的，但需要为改革做出让步，有些虽然不合理，但其形成有时具有复杂的客观原因和历史原因——比如官员贪污受贿虽然与其个人品质有关，也与长期以来官员权力大而缺乏监督制约的制度环境有关。对于被改革触及的利益，不宜一声令下无条件地予以剥夺，而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对利益主体进行补偿或“赎买”。这样做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换取利益主体对改革的支持。这样，所有被改革触及利益的群体，都既有所失而又有所得，就能避免要么“一方吃掉另一方”、要么“两败俱伤”以至“同归于尽”的结果，最终找到虽不完全满意却大体上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

笔者不敢奢望，民众与官员短期内能就“赦免贪官原罪”、出台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达成妥协，但是，如果通过对这个公共话题的讨论与辨析，人们能够多少加强一些沟通、协调的理性，逐步培养起一种协商、妥协的精神气质，则仍不失为一件幸事。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