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8日的报道称，解放公园的国庆花卉展上，作为背景的复制油画《开国大典》，缺少了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曾经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

报道简述了董希文原作的大型油画《开国大典》被几次要求修改的过程，先后抹去高岗、刘少奇、林伯渠，1979年终得恢复原貌。这是那段政治风云跌宕起伏年代的一个侧面，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到，在政治的考量面前，历史的真实性原则曾经退居到多么尴尬的位置。

花卉展上陈列了失真的版本，或许并没有患得患失的考虑，临时找到这样一个版本，便拿来用之。游客几乎没有在意油画的真实性问题，可能是对历史不了解，更大的可能，是根本没想到去在意。油画是花卉展的一个背景，人们没有过度关注这个背景，这样的结构可被视为我们的生活发生变化的表征——政治敏感性已经不构成普通个人生活的中心。

1979年油画恢复原貌，人们不再关心一幅背景画中的政治因素，从政治、生活层面，甚至从历史层面，都很容易被看作是很大的转变，事实上这也是我们表现时代进步的惯常手法之一。

谁都不会也无法否认国家整体上走向进步的趋向，特别是近30年的改变，在诸多方面为这种趋向提供了佐证。但时常看到对进步的欢呼，不免也引起我多一点的思考。在我们认为动荡和不进步的年代，进步也经常是一种公开的鼓舞人心的表达。那么现在真的进步了吗？进步的足够吗？改变的彻底吗？完全从过去的失误中摆脱出来了吗？

历史无疑会真实地发生和存在，但不一定会被真实地呈现。人类在历史和现在，恐怕都难绝对真的扭曲和掩盖，也不乏对真的追求和张扬。判断一个时代的政治和生活状态，看看无论在国家政治还是个人生活层面，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对真的坚守，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除了构图上的一些考虑，原版油画《开国大典》基本是一幅写实的作品。高岗、刘少奇、林伯渠这些人物，且不论其历史功过和政治得失，他们在中国近代现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开国典礼上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现在看来是确凿的事实。但在曾经的那个年代，由于政治的考虑，他们会被排除出参与过的历史现场，在呈现历史的一部写实作品中，不能存在了。这当然是一种假。

那些岁月里整个国家的假风之甚，油画《开国大典》并非孤例。修版师、改画师这些曾经的特殊职业，逐渐揭开神秘面纱；大跃进放卫星的浮夸，已被作为沉痛的历史教训。作为个人，接受做假的任务，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需要，甚至是荣誉和恩宠的体现。正是因为假对国家、个人的伤害至深，晚年的巴金、韦君宜诸先生讲真话的呼吁和坚持，才显得那么弥足珍贵、振聋发聩。

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一些历史原貌被恢复，一些历史人物被重新评价认识，这当然是好的转变。但我想，是否还应该有更高的标准来判断进步的程度。转变的发生，是因为现时的政治需求，还是因为求真精神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价值标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对历史和现实能否没有顾虑和禁忌地真实呈现。在国家政治和个人生活中，“真”有没有成为一种渗入血液的原则坚守、一种再难更易的良好氛围。

对此，每个人都可能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个人希望进步是在“真”的发生。（作者为本报评论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