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妍

大学曾被喻为洁白神圣的象牙塔，是无数人所向往的学术、精神乃至道德高地，如今某些高等学府的道德缺失、腐败横生现象，显然与象牙塔圣洁之形象相去甚远。

在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潜规则”丑闻之后，“行政腐败”又冲击着人们对高校的认知底线———近日，百年学府武汉大学发生“大地震”。该校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接受巨额贿赂被捕。该案震惊教育界，牵涉多人。当地网民称陈昭方是“武大有史以来最大蛀虫”。

从“学术腐败”到“行政腐败”，清净的大学学府如今却成为腐败案件的高发地。透过这一扇扇“腐败门”，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下大学之教育环境。有人说，大学体制的行政化是导致当前学术、行政双重腐败的直接诱因。正是从校长的任命，到整体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导致了大学缺乏自身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的真实动力，反以行政官员的好恶为取向，并热衷于追求那些能被外部行政体系看到并认可的政绩。

比如，近年来一直为学界所诟病的，以论文发表量作为大学教师晋级的学术水平考核方式。这套以行政思维制定，追求量而不考虑质的考核标准，成为了“学术腐败”的温床。为了达到量化的考核要求，抄袭之风盛行———学术在行政职能的荫庇下，一路斩获各色学术光环；行政在学术的点缀下，亦是步步高攀———正是在如此情境下，“学术腐败”才应运而生。

大学行政化、衙门化的滋长，不止出现了学术腐败，更是让行政腐败在其中潜滋暗长。随着上世纪90年代教育市场化的兴起，行政化的大学在其中找到了他们的利益增长点———为追求能被看得到的行政政绩，高校不断寻求扩招与规模化发展。大学迅猛扩张，学校大兴土木频建新校区，学校争相攀比建设规模与招生数量，而非真正的学术水准与教育水平。在这样的心态下，多年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诲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前任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甚至还表示，中国高等院校盖大楼的速度是高校发展史上的“世界第一”。

正是在泛滥的教育市场化与大学行政化的双重作用之下，在全国各地搞得风生水起的高校基建，便形成了高校管理者的巨大寻租空间。特别在一些直属高校，其行政权力不受地方节制，又远离直属管理部门的视线，对这些学校的权力监管便几乎处于真空。于是，容易获取巨大利益的基建便成为大学行政腐败的高发之地，此次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便是在巨额受贿的基建项目上被捕。而据统计，目前落马的大学高官中，八成以上都是因基建工程招标时受贿。

不再是“清水衙门”的大学，集官、学、商于一身的大学官员，因为远离监管的目光，在大学行政化及教育市场化的利益驱使下，不止在学术上腐败尽现，更是在基建、采购、招生等众多行政环节上，轻而易举地中饱私囊。“腐败门”横生教育界，尽管大学行政化是其中诱因，但当中的监管缺失则更引人思索。如果不是从学术到行政的双重监管缺失，如果此前频发的“学术腐败”经网络曝光后，不是依然处于高校自说自话的监管之中，如果“行政腐败”能被更直接有效的地方监察力量监管，那权力有所钳制的大学，其堕入“腐败门”的频率还会如此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