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当今世界最为顽强的生育文化。在当等发展水平的情况下，穆斯林国家生育率（可近似理解为妇女人均生育孩子数）全球最高（比如2001年新加坡华人生育率只有1.21，而穆斯林马来人的生育率却高达2.45）。1970年代伊朗生育率波动在5.9到7.0之间。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伊朗政府还一度鼓励多生育。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生育率居高不下，1989年还高达5.3。在1989年至1997年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担任总统期间，他说服宗教界领导人支持他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不是强制）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5.3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而邻国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的生育率却仍还有4.0左右。与周边高生育率的国家相比，伊朗降低生育率并没有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虽然目前伊朗在人口数量上与周边国家相比占有优势，但是由于其生育率远远低于周边国家，人口老化和人口萎缩将使得优势不再，今后中东的政治版图将大为改观。2005年总统选举中保守派德黑兰市长艾哈迈迪·内贾德击败开明派拉夫桑贾尼而成为总统。内贾德总统于2006年10月22日在议会发表演讲说:“我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西方国家目前生育率极低，因此担心伊朗如果人口增加过快会成为强大力量；而伊朗是一个拥有许多能力的国家，我们有能力抚养更多孩子，即使人口从目前的近7千万增加到1.2亿也没问题。”虽然伊朗的计划生育仅仅只是提倡生育二胎，而伊朗总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生育率却难以回升，2007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估计今后还将快速下降）。伊朗如此顽强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计划生育（还只是提倡二胎）就已经弱不经风，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从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伊朗等国家和地区情况看，控制生育的思潮就像吸毒一样，一旦成瘾很难戒毒（连抗毒能力最强的穆斯林文化都不能幸免），生育率很难回升。伊朗停止计划生育后没有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中国还会出现高的生育高峰？

人类发展指数越高，生育率越低；2005年伊朗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759，比中国的0.777还要低，而伊朗在没有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7年生育率只有1.7，中国在强制性的1.38的政策生育率的限制下生育率反而还有1.8？

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伊朗都是在生育率刚低于1.7就开始调整生育政策，由于当初采纳的是比较宽松的人口政策，没有形成强势的利益集团，政策调整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中国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只有1.3左右，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2，但是人口政策却纹丝不动。一个关键原因是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以计生委和人口学界为核心），他们每次都将生育率“修正”成1.8以阻止人口政策调整，使得人口政策调整的台阶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好下，代价也就越来越高。

人口政策是攸关民族长远发展的大事情，人口政策失误很容易导致民族萎缩。

萨满教不但使得蒙古剽悍，也使得人口增加较快，在元代鼎盛时期，蒙古族人口占中国人口比例曾接近1/10。但满清入关之后，为了保证北方退路的安全，对蒙古民族明拉拢实打压防范了两百年。重要手段就是利用藏传佛教作为柔服蒙古的工具，实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通过影响生育文化以减少蒙古民族的人口（乾隆帝认为:“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通过物质刺激鼓励人们当喇嘛，喇嘛地位高，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上层喇嘛享有与蒙古王公同等的优厚待遇，人们愿意当喇嘛（类似于现在的“少生奖”、“丁克奖”）。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家有二子者以一子当喇嘛，有三子者以二子当喇嘛”，喇嘛人口甚至占到了总人口数的1/3。经顺治至乾隆一个半世纪（数千年一遇的全球人口快速增加时期）的优礼，藏传佛教的地位日崇，影响很大，其势力已伸入漠北、漠南和西部额鲁特整个蒙古地区，拥有寺庙千余座，僧侣数十万人。喇嘛教的盛行，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严重限制了人口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他民族人口快速增加几十倍的同时，蒙古族人口却不断减少。如鄂尔多斯地区，清初人口有40万，到清末下降到仅有8万左右。现在蒙古族人口只占中国的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