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诚可贵，制度平台价更高

南：今年秋天，吉登斯访问广州，他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对国内情况有没有现实意义？

朱：我思想上不以吉登斯为然。我注意到的是，他这次来中国自己解释“第三条道路”，与此前国内对他的二手介绍完全不一样。他的“第三条道路”，并不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插入，而是在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插入，向右移一步，这一步之差非同小可，可见吉登斯作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在那个社会还没有丧失起码的现实感，这一点要比我们这里的左翼知识分子强。

但吉登斯的理论毕竟是在西方环境中产生的，对中国意义不大。他兼具的自由主义我们谈得不少，现在该把重点放到他兼具的社会民主主义上来。

我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态度是，第一不反对，第二有保留。

1959年第二国际召开过哥德堡会议，检讨各国社会民主党为何不能赢得选民支持。在这次会议上，删掉了暴力革命与计划经济国有化的要求，第二国际发生历史性大转折。20年后，我们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放弃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在实践中也趋向市场经济，放弃计划经济。这与哥德堡会议不谋而合，可谓形势比人强。哥德堡会议打开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竞选胜利的空间；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空间，它们殊途同归。在这层意思上说，社会民主主义对中国具有积极意义，至少可强化我们这里的这场历史性转折，使之更不容易倒退？

我不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是：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哥德堡会议，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在这一翼也有体现，若与第三国际比，那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共产党进入21世纪，处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之中，“政治文明”这四个字终于写进十六大政治报告，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文明有助于消解戾气，成为化解社会对抗的助力，至少值得中国人借鉴？

我的保留也是两项。

千万不能忘记，西方是先有古典自由主义，奠定民主宪政的制度平台，后有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调整，这既是历史发生过程，也是政治制度与政策调整的结构逻辑。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长达100年时间里，社会民主党是不承认这个制度平台的，主张暴力革命，多次发动对宪政体制的颠覆和冲击。经长期失败，他们才有1959年大转向，回头承认这个制度平台，回到这个制度平台上跳舞。它和制度平台的关系，是先后关系、上下关系。社会民主党带进西方政治生活的是政策调节，不是基本制度，制度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阶段构筑的。

第二个保留我想提一提俾斯麦及其王朝社会福利。在欧洲，最早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是铁血宰相俾斯麦。英国是后来学他的，然后把它移植到一个宪政民主制度平台上，所以能纠正一些原始积累时期产生的劳资矛盾、社会冲突，却不会因此而把整个民族引向一个邪恶方向。俾斯麦的王朝社会主义，实际上奠定了希特勒后来搞国家社会主义的前身。德国工人对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感恩戴德，一旦发生战争，由衷地喊出为保卫祖国而战，上战场与别国的工人兄弟厮杀，这就是列宁所痛恨的“第二国际破产”。但他并没有看出德国工人之所以背叛国际主义，是因为国际主义敌不过王朝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出现过短暂的魏玛宪政，希特勒一方面用独裁制来结束魏玛宪政，另一方面，扩大俾斯麦时期的王朝社会主义。30年代德国工人享受的福利又超过俾斯麦时期，这才能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源。

南：社会动员力强大。

朱：岂止强大，一时间无人能敌，祸害全人类！现在我们提倡社会福利，千万不能忘记，它需要一个制度平台，否则它就可能跟我们历史上的父权政治结合，走向一种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