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能走传统的福利国家的老路

任剑涛：在您的书中，我注意到“第三条道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同时既不同于经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又不同于一个抽象的社会理论建构，那么，第三条道路是否就变成了纯粹的选举策略，在什么意义上它还能体现社会民主价值？

吉登斯：是否用“第三条道路”这个名词本身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改造民主政治，及其发展的条件。比方说，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国家对于经济的控制不再适用了，这也是为什么要使国家更多地向社会投资的方向转化的一个原因。最好的社会类型是在竞争的市场、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和有效的政府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因为如果市场有过大的影响的话，就会带来太多的不平等和过度的商业化；同样，如果政府的影响过大，就可能造成专制主义；市民社会过于强大，则会造成社会分隔，引起冲突。因此，对于我来说，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层次上都需要它们之间的平衡。

任剑涛：这种平衡无疑是必须的，但问题在于，社会民主主义还仍然是一种左翼意识形态，当它需要对自己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作某种辩护时，恐怕不仅仅是在各个问题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我们要把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自我正当化，如何能在价值上有一个理论辩护，而不仅仅只是指出一种实际的做事方式？

吉登斯：我的正当性的解释就是它产生了一个公正的社会，其中有理性的公民和社会共识以及繁荣。如果你有一个替代性的选择的话，我很想知道是什么？

任剑涛：你主要是说，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从而亲和资本主义；同时又要求社会正义，从而亲和社会主义；而你肯定了以资本主义为前提，所以有人把你的“第三条道路”命名为“第两条半道路”。假设有一天中国的领导人觉得吉登斯先生设计的这条道路对我们有针对性，想和您就此谈一谈，您能够给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

吉登斯：当今世界有这样一个时期，在国家市场与传统市场的关键因素之间，能做出不同的划分。这不是说能给出什么具有普世性的具体政策，从而适用于所有的情况，我只是想说，中国人应当环顾世界，正如我们在欧洲所做的那样，找出在实践当中什么是最好的案例，能够给予我们这样的启发：既能有助于培育竞争的市场，同时又能培育社会合作，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样的政策是存在的，例如社会福利。

不过，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引入传统的福利模式将是极为严重的错误。实际上，“第三条道路”这个说法本身在实际当中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在整个市场经济的性质发生变化情况下，如何培育一种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同时在进入全球化市场经济时，由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定的损害，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使人们在面对这些损害时达到和解。这是关于具体政策的，而并非指一般性的原则问题。

任剑涛：没有问题，我同意这种说法。但在社会理论和社会政策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是难以克服的。

吉登斯：重要的是我们有足够的知识，这些知识是关于各种体系的知识，尤其是和三十年以前相比。而且，我们也知道如果采用了错误的政策，将会非常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