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很小的孩子身上就在进行投资了”

任剑涛（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院长）：在座的都是很有专业造诣的社会学家，他们是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王宁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国勋研究员、黄平研究员。他们打算就一些中国人普遍关注的问题，与你做一个简短的对话。

吉登斯：我并不是漠视自己作为社会学家的角色，但我不太赞成人们在学科之间设立严格的界限。我认为我们最好是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分界。

黄平：你如何看待以及你如何处理专业分工的事情。一方面需要专业分工，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综合。

吉登斯：现在经济学和其他的社会科学之间有很大区隔，这部分是因为经济学更数学化，很难在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之间进行对话，这是一个事实。然而整体上看，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是问题驱动，而不是学科驱动，问题应该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人们不应当感到有某种义务或责任局限于某一特定的领域，或者被视为是某一个学科的学者。

这个思路对我很有帮助，使我可以与来自很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对话，比如跟考古学家对话。尽管考古学似乎与社会科学很远，但除了物理考古，它们其实就是社会科学。我们研究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考古学中找到强有力的证据。我还对时空感兴趣，而地理学家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我尝试把它们纳入到社会理论中来；当我研究传统文明时，我还用到人类学、历史学等。当你想探讨这些大的问题时，我想你必须跨越不同的学科。

王铭铭：今天您讲了您对世界的看法，我认为您的主张是从福利国家转向社会投资国家，这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我想知道您对社会投资国家的更多的看法，它对于治理而言意味着什么。

吉登斯：传统的福利国家是让事情发生后再去处理和应对问题。而现在，特别是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在问题出现之前就去处理。非要等到问题已经发生再来处理，就非常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