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冷漠与教育下一代：谁最应该仰望星空？

“狼一代”与“我一代”构成父子两代，却是网上频频开战的两代。假如你的世界一团糟，哪来的资格教育下一代？

今年5月，温家宝在同济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星空”意味着“无穷的真理”、“凛然的正义”、“博大的胸怀”和“永恒的炽热”；要“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美国《时代》周刊专题将国内热议的独生子女一代标称为“我一代”，杂志封面上有这样一行字：“忘记民主。中国二十多岁的人忙着享受生活，无暇顾及政治。”“我一代”好像只关心八卦新闻和娱乐消遣。龙应台曾说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年轻人是“不会闹事的一代”：专心赚钱、享受个人空间、回避面对或反抗环境的不合理束缚、不去处理内心对真理和正义的本能向往。

被问及是否愿意成为王小波那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时，80后“领秀人物”韩寒坦陈：在这个国家，做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是最傻和最痛苦的，国家不乐意，国民不在意。他只希望自己60岁时是个被年轻姑娘喜欢的深沉的老顽童。

今年10月黄金周期间“香港游”内地客比同期陡增四成，那是为了一部电影，确切地说，是看那未被删除的12分钟。有评论批评指出，《色，戒》淹没了大时代的主题，关心性与中年危机甚于民族大义。但这样的声音微弱到几乎听不见。消费主义纠结解构着任何宏大主题，或者，消费是唯一主题。

个人扶贫小有成效的茅于轼先生今年有点想不通。他写了一篇文章“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自以为两头都可以讨好，不料却招来不少骂声。骂者称，中产阶层是不是不需要人说话办事了呢？平心而论，茅老先生至少比“替富人说话、替富人办事”的那些学者强多了。

美林集团发布的全球富人报告中称，截至2006年年底，中国共有34.5万名富裕人士，他们拥有的财富总值达1.7万亿美元，列亚洲第二。中国富裕人群集中于41岁至55岁之间，其主要的财富来源是股票和地产。

41岁至55岁的成功人群被《新周刊》冠以“F40”。批评者称这批人是中国新利益集团的代表，成长于思想和文化的荒漠，冷漠、自私、贪婪、凶残，属“狼一代”，本能地懂得结党集群，善于捕捉机会，勇于劫掠和吞噬。他们在失去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后，又不能把握现代西方文明实质；学习了一点市场经济的皮毛和港台富豪的生活品位，绝无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怀。“狼一代”强力介入政经各界关键岗位并主导游戏规则制定，使国家未来发展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么，问题就来了，假如世界在他们手中变得更糟了，“狼一代”有什么资格教训其子女“我一代”？

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提出杜绝广告词中反复出现的“至尊”、“豪宅”、“奢侈”、“顶级享受”等字眼，媒体称这已严重影响了首都的和谐氛围。富人的形象调查显示，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他们，排前三位的依次是奢侈(57.1%)、贪婪(52.7%)和腐败(45%)，然后才是聪明(33.1%)和勤奋(31.7%)。然而，尽管受访者对富人多有否定，92.9%的人仍然“希望成为富人”。

2007年夏季的一天，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教授应邀来到一位中央高层领导人的书房，两人畅谈社会学话题，周向国家领导人畅言：“科学的特质是用来‘求真’的，而不是用来‘求善’。应当发展美育作为补充，用以替代宗教在西方的那种功能，引导人们‘求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