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斯大林时期，斯大林给国家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即国家本身不仅具有暴力作用，而且还具有经济组织作用。这就使我们的传统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传统概念，经济组织作用是社会本身的作用。但是从斯大林提出这个理论以后，经济组织作用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理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既然具有经济组织的作用，也就必然产生国家计划经济。受这种理论的影响，我们传统概念中国家的权力相当庞大。

在座的同学基本生于七八十年代，没有像我们这代人一样经历过国家对社会生活无孔不入的干预。应该说，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在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了一个顶峰，干预的触角伸入到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体育领域乃至家庭领域。这种干预极大地限制了私人权利的领域，削弱了社会本来应该具有的自治功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实现“两个解放”：一是把本应属于社会自治的功能、社会的权力，从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二是从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里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从高度的中央集权到适度的地方分权、地方自治，从高度的国家集权到社会权力的扩大、社会自治，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正是基于此，我们常常讲，我们是社会主义者，不是国家主义者。国家主义是一切以国家权力为核心，而社会主义者应该谋求社会的和谐，谋求社会的自治功能。

若从国家权力核心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始终要看到国家权力或者说公权力其核心就是一种强制力。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国家，是以民为本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我们始终要看到，国家作为一个机器、一个暴力机构，它背后拥有国家强制力。为什么当前有些社会问题，比如强制搬迁，会产生这么大的矛盾？如果搬迁更多地依靠社会自身来解决，或许不会出现这样大的矛盾。而恰恰是强制搬迁大量动用国家的强制力，使得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所以，现在社会当中的一些冲突，往往不是发生在私权和私权之间，而是发生在公权和私权之间，而如何消解这种冲突是当前我们社会所要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老百姓见了戴“大盖帽”的，他害怕不害怕？他害怕！为什么？因为“大盖帽”代表着一种国家强权的力量。

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社会权力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包括我们现在研究私权的问题，它背后隐藏的含义也是市民社会。马克思在他早期著作中多次谈到，社会本身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组合；政治国家是我们所讲的公法或者公权存在的基础，而私法存在的基础恰恰是市民社会。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讲完这个问题后，有几位问我：你所讲的“社会”究竟是什么？你所讲的“社会的权力”究竟是什么？你所讲的“社会要从国家的权力中分化出来，要给社会自立、自治的功能”，这里面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