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内在原因，所在多矣。谨以今日可言者试言其三：

一、数据随意，忽上忽下。如南京大屠杀，相当长时间内曾有意无意回避，不许民众提及。此后政治进步，允许民间向日方提出赔偿要求，地方政府闻风而动，兴建惨案纪念碑，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旦允许放声，一提就是30万，为什么不是有零有整，拿出一个确凿数据？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剩下有户籍管理的国家，从日军在华建立户籍编制，到今日户籍管理，也许中国还是世界上唯一有长期民事档案可查的国家。此前利用这一户籍制度做出过多少事情，为什么临此大案，反而如此潦草，一个“3”再加五个“0”？我参观珍珠港事件纪念碑、越战死难者纪念墙，都是有名有姓，十分具体。波士顿犹太纪念死难碑，可能因无法收集那么多具体人名，但刻有死难者集中营编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直上云霄，参观者仰头达90度看不到顶端，那一组组冰冷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比有名有氏更让人震撼。如此具体，才是以人为本，真正体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杀人三十万是惨案，杀人二十万、十万零壹、零二就不是惨案？那零壹、零二就不是生命？目前所提三十万，是模糊概念，不是具体数据，概念不能说服人，模糊概念更不能说服人，反而会让人产生疑问，甚至给日方留下狡辩借口。应该是以确凿数据，最好是刻有具体名姓，宁缺毋滥，才能最终震慑对方，赢得世界舆论敬重。

二、价值观紊乱，随政治气候变动而变动。上世纪50至60年代，出于冷战意识形态，中国曾不断派出代表团去日本参加反战反美活动。翻阅当时报纸杂志，报道中日联营参与反战反美的新闻与文学作品，远远超过纪念中国民间的战争苦难。印象中最深的是《收获》杂志，曾刊登该刊主编参加广岛反战归来的长篇散文，作者访问那里的受害者，有名有姓，描绘其创伤，绘形绘色，极富感染力。虽说日方民间创伤也应该纪念，但作者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同情心已经转移，显然不在二战反法西斯盟军，而在被盟军击败的日本一方。左翼文人当年是催逼抗战的先锋，为此曾鼓动学生上演多少街头政治，为何在抗战胜利后同情心转移，而不是一如既往，坚守民族自尊，以反日、抗日为第一？那样的文章那时并不罕见，在这里仅举一例。作为左联成员，他们都参加过八年抗战千里流离，饱尝颠沛之苦，我也相信那样的文章只反映当时的政治气候，并不反映他们真实的历史记忆。左翼文学汇入左翼意识形态成为其组成部分，令人齿冷，那是一代人的错误，没有必要苛责个人。但是，当一个民族的底层民众不能正常抒发战争苦难，这一民族能够发出的声音却是价值观紊乱，随政治气候而俯仰，令外人如何观感？半个世纪以来，对这场战争的价值评价我们发生过多少次变化？内如承认正面战场，外如对日交涉开放民间舆论，昨日为非，今日为是，虽是节节进步，变化频仍，太不稳定，外人适应这个变化，总要有个观察过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不可能很快赢得世人尊重。

三、制度落差，制约民意。中日之间曾为敌国，但在制度层面，战后日本已经转轨为民主宪政，这是不争之事实。这一制度落差，以及民主社会内政府行为与民意倾向之间的差异，我们却时常遗忘。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最后调查结果，只有千分之四的学校使用了令人愤怒的那一种。在民主制下，一个社会并没有统编教材，虽有类似教育部的文教部门，却绝无权力指定民间使用何种教材。我们以己之“制”，度人之“教”，一见有学校使用那种教科书，立刻认为是官方所为、全民意向，于是愤青四出，狂呼口号，滥演“爱国”秀，贻笑大方而不知。反过来看自己，同样以巴金为例，老人晚年再三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戒惧后人崇尚暴力、残害同胞，时至今日，这一遗愿实现了没有？

人自轻，方有外人轻之。比上述阅读美国二战史地图时间更早，我曾在上海录像馆看过一部内部放映的中日邦交十周年纪念片，制片者为日方，价值立场中间偏左，可谓友好人士。片中说，田中角荣访华签约前曾派出一个外务省代表团打前站，一行人启程时有预案，应对中方可能提出战争赔款，谈判着力点不在有无，而在多少。出乎意料的是，在日方没有思想准备的地方，谈判差点“崩盘”；而已经有预案的战争赔款，却没有遇到任何麻烦，“零障碍”过关！“喜讯”传到东京，一直在等待谈判结果的日本外务省大喜过望，整栋楼欢呼起来，灯光一夜不灭，喧闹激动，通宵达旦！这一画面使我受到的刺激，坦率地说，要比后来翻阅美国二战史地图深刻，不是郁闷，是愤懑，回家枯坐，整整一晚不想说一句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