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转型在中国只会继续

正在转型的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要靠冷冰冰的、不认人情的法治重建社会秩序和商业信任架构，而不是一厢情愿地重回儒家秩序。在私人空间、在局部小群体内，可以依靠“三纲五常”之外的儒家传统文化去维护小社会秩序或私人秩序。但是，在公共领域和市场交易领域，在大社会范围内，除刚性法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否则，假冒伪劣、欺诈行骗必然会是社会常态。以往，许多人把今天假冒伪劣盛行归罪于市场化改革，这显然是诊断错误。实际上，假冒伪劣盛行的更深层原因是，一方面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了，市场范围已经拓展了，而另一方面非人格化的外部法治又没跟上来，司法不独立，政治权力缺乏实质性制约。由于这两方面的不匹配，拓展了的市场范围、特别是覆盖全国的金融市场的确为那些不负责任的人提供了广阔的行坏空间，使行坏的潜在成本远远低于所能得到的利益。所以，在利益规模因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大大上升之后，必须通过法治的刚性和独立性使行坏的潜在成本成比例地增加，这不是人坏、人好的品德问题，而是具体经济利益问题。也因此必须放宽新闻媒体的监督，没有比阳光更好的杀菌剂。

从我们的分析中看到，对法治、对权力制衡、对自由新闻媒体的需要并不存在东方、西方的差别，不是说中国人天生血液里只会习惯那种温情脉脉、富有人情味的儒家礼教，也不是说西方人天生就习惯或喜欢那种冷冰冰的法治。只不过西方人早几个世纪进入社会高度流动、市场跨地域拓展的时期，先在西欧沿海城邦出现商业革命、发展陌生人间的交易市场，而在中国是直到过去29年才真正普遍出现各地市场跨区域拓展的局面，才真正全面进入市场一体化。改变了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是西方过去民主法治发展的前提，也是中国今天必须有类似制度改革的前提。所以，从儒家人情文化到法治文化、从强制性的“三纲五常”社会秩序到自愿选择的契约化社会秩序的转型不是什么美国化、西化的问题，而是任何人类国家在其社会结构和市场范围发生根本变化之后的必需。

（作者为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学者，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