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李亚鹏又打记者了。到处都在谈，报纸、电视、网站、博客、论坛，我不谈一谈也说不过去。

事情本身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尽管也分成了两派：很多人说记者不对，对李亚鹏很是理解，认为身为男人当如是，比如广州日报评论的标题就是：《李亚鹏的暴怒，泄了所有明星父母的愤怒》，还有媒体去该媒体的祖坟，原来是李亚鹏是遭遇了“碰瓷专业户”；也有不少人认为记者千不该万不该，但李亚鹏打人就是不对，比如新京报就称“动武永远不是上策”，还有人说：“李亚鹏，你得悠着点”。至于李亚鹏和记者谁输谁赢，恐怕也说不好，应该是两败俱伤，都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在我看来，谁对谁不对真不是问题的关键，这其实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问题。

李亚鹏的愤怒我们都能理解，而记者，不过是职业行为罢了，而他所迎合的，是我们这些消费者的需求。

而明星和狗仔队之间，真的那么水火不容？其实也不是，他们只是彼此共生的关系，谁也不能真正离开谁，他们共同面对的是消费者。

这么说，都是我们这些消费者的错了？也不然，因为消费需求本身又是娱乐产业刻意培养出来的。鸡生蛋，蛋生鸡，就此纠结在一起，难解难分。

因此，真正值得一读的评论是今天的头条：《李亚鹏打人：“狗仔盛世”的牺牲品》，里面引用了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的一句话，说得很好。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回想两天前的新闻：网上出现了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粉丝团，分别叫做“什锦饭”和“八宝饭”，很多人说这是进步，认为消解了中国对领导者无上尊崇的历史传统。我对此不太以为然，其实“什锦饭”“八宝饭”几个月前我就知道了，当时写过一篇博客，摘录部分内容过来。

几天前在闾丘露薇的博客看到一篇南方朔的文章《消费时代的政治与媒体之病》，里面说：
“由于人们的公民意识日益瓦解，并代之以自我认命的意识，于是对公共的政策的讨论已日益缺乏市场，吃喝玩乐则成了新的主流。”
“这样的时代，人们已把一切都看成是消费品，而最好的消费品当然就是琐碎的八卦、绯闻、表演，以及缺乏了营养但却可以占住版面和时段的东拉西扯。也正因此，目前的媒体，特别是影音媒体，已到了让人徒唤奈何的程度。今天的台湾百孔千疮、百废待举，但这些公共问题却鲜少受到适当的重视。公共领域日益飘零，名人名模、吃喝玩乐、八卦绯闻等琐碎化的事务则成了满足好奇心符号信息消费的重点。”

这些话值得细细品味。大陆与台湾，政治上或有区别，但消费时代的种种特征并无不同。而我们对待消费时代的态度比台湾人要复杂得多：比如说我们会为超女投票欢呼雀跃；再比如，我们会说什锦饭和八宝饭“是50年来民间社会对政治领袖的第一次娱乐化消解，可喜可贺”。换言之，消费时代可以消解以往的虚妄神话、伪崇高。但对不起，娱乐八卦通不往民主自由，从台湾的例子看，它不分青红皂白，既消解神话，也消解真正的公共意识。因此，我们也远比南方朔尴尬：一方面我们需要审慎地为消费时代、为草根与世俗、为个人主义鼓掌，另外一方面要批评群氓、保持独立，呼吁公共意识，这中间的分寸把握何其难矣。

凤凰评论编辑：彭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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