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最近一段时间，海外内人们对于中共行政机制的改革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一个月前特大规模的雪灾席卷了中国华中、华东和华南各地，凸现了中国在公共行政机制方面的弊端。

另外我们知道，从今天开始，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众所周知这次会议的焦点之一，是推出所谓的大部制改革。然而大部制能否解决中国政府行政架构上的所有问题，在这一方面，国际的经验又有哪些可以借鉴？中国政府行政改革，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大部制:国际经验与思考

解说:上周闭幕的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以及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并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为大部制改革拉开序幕。

机制有关构思早在去年十月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已露端倪，当时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被外界视为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中国从1982年到2003年，一共进行了五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从100个工作部门，精简到现在的28个。

邱震海: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请在北京的独立时事评论员蒋兆勇先生，我们知道，您曾经担任新港《大公报》驻北京的新闻中心主任，那么在去年十七大之后，《大公报》是最早发现所谓大部制改革线索的媒体之一，谈谈你们的想法，当时这个是如何发现的？然后大部制改革的意义在哪里，你觉得？

十七大报告透露“大部制”端倪

蒋兆勇:在北京可以感觉到很多北京的一些政治，社会的变化，当时十七大的报告里头，也有这样的话，但是具体的推行，其实我也看了，就是国务院办公厅主管的一个杂志，叫《中国行政改革》，上面大部制的也非常多。

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这个环境，就是要建设大部制，和政府重新塑造一个环境，比如说网络监督政府，已经是越来越厉害，你看政府的很多事情，很多做的不好的事情，受到网民很严厉的批评。其实这样一个变化，是中国一个公民社会正在形成的变化。

中国公民社会正逐步成形

邱震海:非常感谢。同时在北京现场，我们有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汪玉凯先生，我们知道，您同时也是北大的博士生导师，那么最近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当中，读到凡是有关大部制改革的意见，相当程度都是能够听到您的一些高见，据您的观察，中国政府的架构，它的主要的弊端在哪些方面？

中国政府架构存在的问题

汪玉凯:我觉得分析这个问题，首先充分肯定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中国政府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方面，发展了比较大的作用。

但是，中国改革到了三十年，到这个坎儿上，应该说政府管理做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那么我个人感觉，就是说，政府架构层面上，我们政府结构方面存在三大问题。

汪玉凯:第一就是说政府内部，部门设置过多，分工过细，导致了一些职能较差，政治多头管理。

汪玉凯:从政府和党的架构上，也有一些职能重叠的地方。

汪玉凯:第三个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没有充分得到分化。那么，很多政府部门下面，带了很多所谓“二政府”，这三个架构的结构不合理，应该说，从政府管理运行方面，带来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