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计生委公布中国每年的堕胎案例达到1300万例，这项统计表明在1544岁的女性可生育人口当中，千人中有24人实施了堕胎（非自然中止妊娠）。中国的堕胎总数也许是世界第一，但是考虑到中国庞大的青壮年人口基数，中国的堕胎率不到全世界最高水平的50%。全世界堕胎率最高的国家是俄罗斯，年堕胎数达到200万，在1544岁女性可生育人口中，千人中有53.7人实施了堕胎。

尽管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中国堕胎率看上去不是特别“刺眼”，但中国的堕胎增长率是令人吃惊的，要知道2003年中国的堕胎数还是900万。值得注意的是，堕胎大部分案例不是来自婚内，计生部门官员称，堕胎案例中62%是单身女性。

婚外的堕胎率是个需要用“辩证”眼光看待的问题。经济自由化的扩展、城镇人口流动的加快、适龄婚配人口的增多（性需求活跃度的上升）、社会风气的宽松和性道德“宽容化”都会推动堕胎行为的增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堕胎上升的很多驱动力来源于社会变迁，有很多不可避免的成分，而不是道学家和保守主义所过度指责的“社会道德败坏”。如果行政力强行将性道德“严酷化”是件不太聪明的事，那么降低堕胎率的主要途径是靠教化、性教育以及社会救济，也就是将“堕胎”问题变成“避孕”问题或者是“性教育问题”。

抛却堕胎的“道德争吵路线”，自从哈佛大学教授ClaudiaGoldin开创性地讨论“避孕药以及人工流产术”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和婴儿出生率影响以后，很多经济学家推进了对堕胎行为和经济意义的研究。一种普遍被接纳的主流观点是，堕胎是一种有意义的生物学选择行为（Selection），相当于一种在胎儿形成时的“后悔权”（不同于“孕前避孕”的后悔权）。不论这一“后悔权”本身有多残酷和伤感--或者是女人淘汰了“不合格或没有抚养能力的父亲”，或者是男性本身不愿意承担父亲的责任。如果没有此项选择的话，婴儿出生在一个他/她可能并不想要的环境中：“单亲的或者暴戾的家庭环境中”。写出畅销书《魔鬼经济学》的StevenLevitt甚至走得更极端，他认为堕胎提供的选择权，削减了“错误婴儿”（被环境扭曲了心灵）出生的几率，从而降低了未来的社会犯罪率。当他用数据来详细证明这一点的时候，自然，他这种给人感觉带有“人种优生学”的赤裸意味必定激起愤怒的回应和反驳。

堕胎对人口结构和出生率影响的另外一个角度被忽略了，堕胎不仅仅是一种“选择机制”，同时也是一种“试错后的成本趋高”行为。由于中国没有足够的数据统计堕胎对婚内出生率的影响，我们只好借助经济学家PhillipLevine和DouglasStaiger对东欧和亚洲国家的堕胎行为的研究，他们发现曾经堕胎女性和正常女性相比其结婚时间要推迟（婚姻大龄化）将近3年多，这导致婚内生育孩子时年龄更高（产婴大龄化），同时婴儿健康产生率要略低。我们提供的可能的解释是，堕胎是一种“提高未来婚姻心理成本”的行为，它不仅仅表现在女性对“不合格父亲”的生物学淘汰或者女人被男人强制“堕胎”（选择行为），而且产生了严重的伤害、失落、悲观以及过度谨慎，进而体现在婚育年龄上，同时堕胎本身对女性体质产生某些影响，生理学上削弱未来婴儿正常出生概率。

如果从一个更为广泛的视角来看，我将婚姻外的堕胎看作是一种社会自由和经济自由导致的“婚外计生效应”，这跟经济学家贝克尔将二战后女性因为工作机会增多导致“生育机会成本上升”故生育率下降的逻辑是相通的。既然经济自由、风俗宽松的社会已经存在堕胎这一“婚外（婚前）的计生力量”，堕胎发生率同经济自由、人口结构和流动（性活跃度）、性宽容度以及性教育有关，而这些基本动力是难以强行改变的，那么在这一社会的婚姻内施加严厉的计生管制就是值得商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一个社会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是被管制的，那么控制人口的计生行动是有效的，因为封闭的社会不提供“婚外的计生力量”；但如果一个社会的自由度再扩大，那么应当适时放开婚姻内的计生管制（比如某大城市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探讨对符合条件者放宽“一胎制”的传说），从而同社会的“婚外计生力量”达成平衡。(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25期，作者：唐学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