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新闻发言人就绿色上网过滤软件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发言人表示，近来一些企业提出工作量大、时间仓促、准备不足等问题，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推迟预装。此举是工信部对6月9日《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的一次变更。原通知要求7月1日后，在国内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出厂时，需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并定期报告计算机销售数量和软件安装数量。由于这一措施的出台，引来了铺天盖地的批评、质疑。工信部其后对通知作出更改，也算体现了对民意的尊重。有消息人士认为，此次“推迟预装”可能会是无限期的。

此事虽已告一段落，但过程依然值得我们反思。我最怀疑的还是在这一事件中，工信部为自己攫取了并不属于自己的道德权威。工信部最初在发布通知时称，要求计算机厂家在计算机出厂前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软件，目的是“避免互联网不良信息对青少年的影响和毒害”。它认为自己有响当当的道德权威来决定什么好什么不好，规定公民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作为一个技术性行业主管部门，工信部何时成为权威的道德机构？工信部的道德权威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不向社会公布其所依据的判断信息良善与否的标准？究竟哪些信息是不良信息？为什么它们不良？这些不公开，民众何以知道工信部道德判断的正当性？

工信部的这一做法等于把自己搁在全体国人的家长的位置上，软件名称中的“花季护航”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表面上，工信部只当未成年人的家长，为花季的人保驾护航；实际上，它是所有人的家长。因为这个软件，不仅花季电脑使用者要安装使用，而且所有的国人电脑都要安装使用。这个软件不仅是过滤、监视花季用户电脑中的“敏感”、“不良”词和内容，而且是过滤所有用户电脑中的内容。所以，在工信部眼中，不仅未成年人处于花季，所有1120岁的国人都是处在花季，只有他们自己不在此年龄段之内，否则，他们怎么能像对待花季的人一样对待所有的成年人呢？工信部僭越了家长的权力，并假装是所有人的家长。工信部没有权利做全体国人的家长，更没有相应的道德权威。他们没有资格做所有人的护花使者。

有人可能会问，若是工信部对花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作出区分，只作未成年人的道德权威并采取相应行动可以吗？当然也完全不可以，因为工信部若这样做，那是越俎代庖，僭越了未成年人父母的职权。然而，工信部不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没有资格取代家长，更不具有父母才有的道德权威。

很多观察家都看到了工信部和绿坝行动的家长制逻辑和父权思想。然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这凸显父权的家长制背后，是潜在的国家主义意识。正是被这种潜在的国家主义意识所左右，工信部才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拥有其所没有的道德权威。

什么是国家主义？根据政治学的研究，国家主义是视国家为至高无上的主义。国家主义是一种信念，它视国家神圣，国家主权至高无上，将国家当成终极目的，将国民看成国家的工具。国家主义以国家及其官僚机器为本，个人为末。国家主义还把国家神秘化、神圣化，否认国家不过是官僚与官僚机构的集合。国家主义视国家（以及国家机关和官员）为全知、全能、全善，并有权干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私人的，到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个人的隐私也属于国家。总之，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是万能的，视国家为一切问题的答案。从本质上说，这种国家主义意识，与中国政府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当然是背道而驰的。

在以家长制为特征的国家主义政治传统中，所有的人，不论年龄大小，都只不过是其统治下的子民。这些子民，与孩童一样，人格和智力上远“逊”于“家长”，永远被设定为“未成年”；他们没有充分的道德判断力和克制能力，故一切均要由“家长”来代为定夺，一切要对“家长”无条件服从。在“家长制”的政治传统中，国家及其官僚“家长”被塑造成社会中特有的“成人”与各级家长，他们是绝对的真理与绝对的道德权威的化身。正是凭借掌握的权力，“家长”才得以把其他成年人降为“花季”。

但是，从数百年前开始，这种国家主义政治哲学受到了有力的挑战，并在很多地方早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反对国家主义，不是反对政治家，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反对一种错误地看待国家的方式，反对视国家与统治者为解决问题的万能手段，反对用政治权力来攫取道德权威。

中外的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任何国家及其官员从来都不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个体而不是国家才是社会的根本。国家应该保护尊重个体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作为家长所享有的道德权威和责任。这是国家及其官僚机构无论如何也不能取代的。国家的官僚机构与道德权威是互相排斥的。当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一旦获得道德权威，就像我们在绿坝事件中所看到的那样，那么道德的标准就会被政治权力所扭曲。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总是企图凭借政治权力把其所认定的道德标准强加给社会。而这样的掌权者奉行的一定是对自己一套对他人另一套的双重标准。所以任何机构或个人要想获得道德权威，首先必须放弃政治权力。工信部也不例外。如果不肯放弃权力，那就断掉成为道德权威的念想。

须知，公务员只是公仆，没有资格告诉主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相反，应该由主人来告诉公仆什么是正误对错好坏。国家不仅没有能力知道，而且还需要公民与民意告诉政府，告诉国家党政官员什么是好的。这既是宪政民主的道德基础，也是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宗旨的题中应有之意。

不过好在工信部在最后一刻，还是对自己的作为，做出了暂停的举动。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门，在今后作出任何一项强制规定前，都能先获得法律的授权，都能体现对民意的尊重，那么这种大受质疑的可能性无疑就要小很多。（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7月15日，作者：刘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