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北京近年巨大的国家建筑项目，与当年大都分布在长安街沿线的国字号建筑等量齐观，所体现出的是另外一种革命，一种带有强烈引领时代潮流、观念突破、技术创新意味的革命，而非改造社会的政治革命。

矗立在长安街正中心的旧有政治建筑群，也在发生悄然变化。长安街的政治建筑布局，无意之中暗合了中国传统的权力秩序。古皇宫面南背北，左祭宗庙右祭天地。而天安门南右手边的人民大会堂，在革命话语中，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群众，可视为天；左手边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可被视为先烈宗庙。

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先是在各种官方话语中，被简称为“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的介绍文字上，又将“历史博物馆”的前身追溯到1912年7月9日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其后，到了2003年2月28日，两馆终于合并，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自1990年代起，这个博物馆前，成为固定竖立各种“倒计时牌”的所在：1994年12月19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揭幕；1998年5月5日，“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倒计时牌”揭幕；2004年9月21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牌”揭幕。

长安街在几乎没有大的物理改造过程中，悄然完成了将革命象征重塑为超越信仰和党派的国家象征的转变。

政治之外的政治

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启动了中国改革的第二次热潮。长安街对中国政治走向的折射，这次是来自政府之外的力量：商业资本。

悄无声息间，长安街东自建国门，西至复兴门，除了中间的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之外，地标式的建筑物上被林立的广告牌占据，每幢大楼，都恨不能用最大尺幅的牌匾亮出自己名号。至于天安门广场上各种小贩不法经营的“混乱”，更是严重伤害了外地人民的情感。

这种全社会被压抑过久、以最直截了当方式补偿的蓬勃物欲，是中国社会无穷创造力的源泉所在，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系列错位：一直作为严父形象出现，提供道德和精神资源的国家，甚至担心起人们追逐财富的动力不足，往往以鼓励人们打破观念禁锢为己任。

长安街被广告和牌匾遮蔽的壮观情形，一度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开放姿态。然而，即便物欲横流如美国，华盛顿的行政中心周围也丝毫不见商业气息。1999年，经过一番艰苦的户外广告和牌匾的整治规范，长安街终于在政治与商业的平衡上，与国际标准接轨。

但管理者在总结广告牌匾整治成就时，两百来字的描述中，不吝笔墨地这样补充：“改革开放初期，长安街上的广告为繁荣首都市场，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北奥、歌华等广告公司曾为社会做了很多公益事业，我们表示感谢。”

原北京城乡规划委员会主任赵知敬回忆，在整治期间，他曾收到过来自香港和海外的信件，诘问“究竟是不是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在官方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引进外资，就是最大的政治。于是，充满政治象征意味的长安街，资本的力量以政治的身份挤了进来。

1980年代之前，长安街沿线除了几幢醒目的地标式建筑外，并无多少高楼大厦。在地标式建筑中，血统纯正却又面目模糊的北京饭店多少有些另类。1990年，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在北京饭店靠近天安门方向的西侧，投资修建贵宾楼，这个会让人从名称上误以为是红色建筑的酒店，开了外资入驻长安街的滥觞。

接下来，1997年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北京饭店东面，王府井与长安街交汇处的黄金地段投资，这组冠以“东方广场”之名的超大面积建筑群，援引北京饭店突破限高的旧例突破了长安街建筑限高的规定，在1999年如愿落成。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广场的兴建，让长安街上20多个部级单位、40余市级单位、100余区级单位、1800余户居民为之让路。搬迁工作在半年内完成，开创了政府机构为商业资本集体让路的先河，而且是在长安街上。

香港另一最大房地产商之一的恒基集团也不甘人后，但恒基集团属于晚来的鸟，且素来与北京缺乏密切联系，恒基中心建在北京饭店东南，远离中南海方向的位置，倒也恰如其分。

北京饭店正南的位置，被原为北京市民、后为香港富豪的陈丽华所有，她于1993年投资创办的长安俱乐部，社会影响力位居北京五大俱乐部之首。这个会员人数控制在千人以内的俱乐部，成员主要为政府大员和商界要人。

1990年代中期之后，新世纪头两年之前，是一个资本逻辑经常可以让政治逻辑松动的特殊时间窗口。彼时，各级政府心态开放，且上上下下均财力不足，资本的力量就是政治的力量。长安街如此，其他地方亦可以想见。

使长安街坚固的政治逻辑悄然松动的另外一种逻辑，是人本的逻辑。长安街的恢弘固然赢得无数人的赞叹，但越往今天，这种赞叹之后就是抱怨。

长安街是一条极尽展现权力尺度的街道，天然就殊少考虑行人的尺度。没有别的街道，能像长安街上的建筑物那样，将权力、秩序、威仪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即使是这条街道上的商业建筑，也在体量和气势上努力摆出一种非民间的体制化的姿态。

未必所有人都会对站在长安街上的那种渺小和被威压而感到不适，但每个走过一次以上的人，都会感到极为不便。从王府井到西单之间的一段漫长距离，行人，原本只为政治仪式的道具而存在，所以，在这个地段，行人会找不到歇息处，找不到饮食处，也找不到方便处。

这种人本角度的抱怨，过去，完全不在长安街管理者的考虑之内。但政治逻辑的日渐软化和人性化，人本角度必然会显现为政治逻辑。

这是一种比政治逻辑、商业逻辑都更隐蔽的变化。如果用诚恳的态度去总结，最近几年来，长安街的整治改造，其实大多可被描述为细致而不易察觉的以人为本的改造工作，譬如更多的绿地、更方便的人行道、更多便于休憩的长椅、更易找到且干净卫生的厕所、更丰富的文化设施等。

本质上，这种极为琐碎的改造，丝毫无法改变长安街已经形成的尺度，甚至无法改变本地人无事绝不路过也绝不停留的习惯，但对那些在广场上，对摄影师“一二三——北京美不美？”报以热烈的“Yeah!”的游客来说，却能在长安街的政治美学之外感受到人性化的地方。

想象中与现实中的政治

长安街的建筑尺度，天然给人以强烈政治暗示，然而就其最初被定位为行政中心集中的功能而言，长安街是一条远未完成规划设想的作品。从今天的统计数据看，长安街及长安街延长线上，最多的建筑并非政治类建筑，而是商务类建筑。据统计，长安街上，商务办公类建筑比重高达25％，居其次的商业服务类建筑也高达22％，政治类则只占15％。

无论是与东京、华盛顿、还是莫斯科的同类街道相比，长安街的国家行政中心集中于此的特征不但不强烈，甚至还很弱。从统计数据看，长安街强烈的政治色彩，只是一种想象和感受，而非一种事实。尤其是让人产生这一强烈印象的天安门广场那几幢地标式建筑，原本就只具有政治象征性。

从规划角度来说，长安街完成的，仅仅是一种神州第一街的尺度设定，以及附丽其上的种种规格和章法。至于行政中心在这条街道上的布局，由于当初长安街大规模改造之时的财力极端匮乏，一个详尽完备的系统，远未被真正提上议事日程。

除了财力匮乏之外，当时无法完成这种规划布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政权进城后，党政军各机关需要自己在城内找地方，一旦安顿下来，占据了好地方的机关就会想方设法拒绝服从统一的城市规划。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分散在城内各处的党政军机关，早已完成几次办公场所的更新换代，同时，也程度不一地通过就近圈地，完备了附属的福利和后勤支持系统。在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国家的岁月，往往周恩来亲自出面都无法做通“钉子户”的工作。今天的规划机关和专家的级别，想要让北京市内各个不愿搬迁的国家级机关尊重自己的规划，实在难以想象。

另一个使之变得不可能的事实是，今天的长安街上，几乎找不出可以腾挪的地段。1990年代，政府财力的大幅改善，使长安街沿线建筑的重新规划布局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当西长安街地段刚刚顺利完成部分成功规划案例，回过头，发现东长安街乃至东长安街延长线上，原本他们以为可以留待将来规划安排的地段，早已被各种力量先行一步占据。

理论上，长安街已经不存在变成一条集中行政机构的街道的可能性，相比长安街给人留下的强烈政治印象，这才更是现实的政治。

所以，将一生都投入到长安街的规划研究中的专家们，今天只能自嘲，他们对长安街的规划，只能是专门跟马路牙子、花花草草和出租车司机过不去。

不过，长安街虽然并非一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街道，但长安街上各建筑的归属分布，依然最准确体现着中国当下的权力秩序。这条街道上，除了少数身份特殊的港资外，并无一幢大厦，属严格意义上的纯民间资本。而为之增加大量现代明快色彩的商务建筑，几乎全部是国字头的大型企业。

穿过这条“神州第一街”，仔细辨识其间象征性的政治和现实中的政治，或许就掌握了读懂中国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