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天安门、太阳、毛泽东的图案，开始占据中国的每一面墙壁。1970年9月，由上海12岁的学生金果临作词，19岁的徒工金月苓曲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发表。有了这首歌，强化天安门、太阳、毛泽东三位一体印象的视觉、听觉工作全部完成。

此前，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建筑物中，计有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长话大楼、电报大楼先后成为邮票主题。此后，中国几乎90%以上的信封，都被贴上红日初升天安门的邮票。

长安街上其他革命象征的建筑物，开始化为模糊的背景，就连长安街都一度被更名为“东方红大街”。营造近20年的长安街，一个早晨，革命性的象征就被取代、被升华为领袖的神化象征。长安街沿线的宫墙，厚厚红色下似乎悄然泛出皇权故影。

而这时起，每个中国人都开始有了这样的梦想：沿着长安街，在红墙根下走，一直往前走，哪怕一次也好。

每趟火车靠近北京时，广播里都会突然传来激动、颤抖的声音：“旅客同志们，列车的前方到站，是伟大首都北京，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

能怀揣着火车票和“进京介绍信”、被热情广播所感染的人是极少数，对那些恐怕一生都无法前往北京的亿万革命群众来说，能手握红宝书幸福地站在一块画有天安门的幕布前留影，已经是值得长久回忆的美好时刻。

1971年的五一劳动节，林副统帅登上天安门城楼后，未给官方摄影师留下新闻照的机会就匆忙离去。几个月后，林副统帅坠亡温都尔汗。

1974年，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悄然在中国老百姓的信封上取代了红日初升天安门的地位。这枚蓝底的小小邮票，一改之前的红光亮。此时，人们头脑中狂热的红色风暴早已开始降温。

长安街永远是太阳当空红旗招展的，但在1976年1月11日，它第一次与“天是灰蒙蒙的”、“又冷又阴”联系在一起。这天下午16时45分，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驶出北京医院，经长安街前往八宝山。这天，人民群众第一次未经动员就自发赶到长安街，约百万人为周肃立默哀。

之后的清明节，周的纪念者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并发出各种政治呼声，官方称这是受一小撮人利用的政治阴谋，被定性为反革命，纪念者被武装民兵驱逐出广场后，《人民日报》社论称“广场回到人民手中”。

1976年9月9日，天安门上的红日西沉。长安街成为世界最大的追悼广场。人民领袖挥手的地方，被一条巨大的黑色横幅遮蔽。失去了主人的天安门城楼从不曾像此刻一样显得空空荡荡。

一年后，在天安门的正对面，一座纪念堂拔地而起，领袖躺进新居，静静地做历史的旁观者。他见到一个体格、轮廓上与他酷似的人走上城楼，努力模仿他的样子向人民挥手，见证这个人为证明自己是红太阳的传承者，将“你办事，我放心”的宣传画遍立中国，然后又见证着城楼的逐渐空寂，和一个天安门不再与太阳相关联的时代的来临。

红色隐退，革命谢幕

1988年1月1日，77岁的北京市民高希武成为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普通百姓。从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提议天安门开放到高希武登上城楼，用了８年时间。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东南沿海开始，而最早的标志性事件，则是从长安街开始。长安街上“一礼堂、一商店、一城楼”的先后开放，无疑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最浓缩的诠释。

1979年，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冠以人民之名的礼堂，在建成20年后，终于可以让人民进入。这被称为中国政治变革的重大信号，次年，深圳等5城市试办经济特区。

1986年，天安门城楼开始允许非国家领导人级别的政府官员有组织地参观；1991年，长期只许外国人和极少数中国人进入的友谊商店对广大中国人民开放。

当长安街上“祖国心脏的心脏”（1984年上书胡耀邦要求开放天安门的匿名信语），都可以让普通人登高一览时，这个国家的变革热情被剧烈地释放出来。

从开始走下神坛起，慕名前往长安街的游览者迅猛增加，不仅是因为“进京介绍信”的取消，还有人民突然的富裕。在这个似乎缺乏想象力的国家，当人们突然有点钱、有点闲，可以离开家出去看看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印在小学课本第一幅彩图上的地方更有吸引力？

长安街依然是这个国家政治活动的舞台，依然有人民群众的盛大游行，但1984年10月1日的国庆大典上，向天安门上的检阅者欢呼的人群里，突然打出“小平您好”。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小标语，在全世界关注的目光面前，却成功地盖过整个游行过程中所有的官方口号，因为这是35年来，在长安街上，第一次出现个人发出的声音。

当领袖形象替代了国家形象、革命意识形态的象征压倒国家象征时代的终结，人们能感触到充满权力象征意味的长安街，却找不到一个最能象征国家的仪式或物理存在。

于是，1983年元旦，武警部队“国旗班”成立。3月1日凌晨，威武雄健的国旗班迈着整齐庄严的步伐，手托国旗从天安门门洞出发，越过金水桥，越过长安街，在国歌声中，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

有诗人这样吟诵：

唯有国旗升起的时刻是神圣的，神圣得让你找不到自我；

唯有国旗旁边的目光是真诚的，真诚地告诉你什么是爱国情结。

从这一刻起，在人民群众反复接受的视觉刺激中，庄严的升旗仪式场景，逐渐取代了天安门。当革命象征与国家图腾，在长安街上悄然而缓慢地完成了交接，国家机器也完成转向发展的逻辑变革。国家和民族取代了革命，成为凝聚全民的新的精神源泉。

这个时期，新的国家级建筑以迥异于以往的面目出现。在政权建立之初就列入建设规划的国家大剧院，终于在大会堂西侧落成。这个始终伴随着争议的建筑，柔化了长安街的政治建筑语言，第一次赋予“国家”以另外一种形象。

在它的更西面，“世纪坛”在新世纪来临之前落成。尽管在它的世纪回顾铭文中，依然沿用革命的叙事线索，但其出自中国日晷特征的外形，上承几千年的文明并将其发扬光大的立意，不但不见意识形态的色彩，甚至将“国家”也巧妙地隐嵌入古老的文明之中。

如果说，国家建筑必然带有不同时代的政治语言，这一次，关于国家大剧院的争议，不少却是因其站在过去的时代政治语言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