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与唐代长安城中150米宽的朱雀大街相比，无论是1950年初次讨论规划时，拟议中100米宽的长安街，还是今天最宽处达120米的长安街，都还稍显逊色。

长安街改造，天安门城楼被红色粉饰一新后保留下来，它的正南面被拆出一片巨大的广场，瓮城内并不宽阔且有牌楼隔断的长安街被拆成一条宽阔通畅的大道，长安街遂具“神州第一街”的气度。

而“十大建筑”的落成，才让长安街成为今日的长安街。虽然当时在规划中规模宏大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最终苦于资金匮乏，不得不缩小了馆厅的实际面积，但之后套在外面的巨大门框，仍使之在远观之时有着非凡的气势。

长安街沿线的政治建筑，确立了中国公共政治生活的方式，它成为一种政治建筑范本，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村推广，凡有人聚集之处，必有广场，旁边必有一庄严的行政建筑，门楣上必像天安门城楼一样，悬挂着国家的标识。

人民定时聚集在以天安门为核心的分支广场，同时聆听来自祖国心脏的声音，同时表达喜悦，同时表达愤怒，人民与领袖同呼吸共声气，由此来实现人民的当家做主。

今天辉煌壮丽的长安街，虽然是60年来一次次改造的结果，但这条伟大的街道在梁思成、陈占祥还没有提交其报告之前，甚至在新政权还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成立之前，已出现在新政权领导人心中。

北京市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全面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的《神州第一街》，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深知，这一系列伟大的决定和规划设计的大手笔，只能出自那些具有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胸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手。”

天安门上太阳升

记录开国大典那一庄严时刻的影像资料，由于当时种种条件不足，构图多未尽如人意。1952年董希文创作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最终弥补了这一缺憾。油画中，毛泽东独居最中央的位置，党的其他领袖和民主党派领袖紧密排列于左右，远景则是红旗下的数十万人民群众。

为求恢弘气势，董拿掉了草图中的一根柱子。梁思成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毛泽东本人也被油画的气象折服，情不自禁赞叹：“是大国，是中国１

画面上，毛泽东的位置远比当时的真实场景突出，长安街也比真实的长安街更宽广壮丽。董希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拿掉那一根柱子开始，他的作品将像长安街一样经历不断的修改涂抹：

1955年，高岗被一盆花代替；1971年，第二排的董必武上前一步，顶替了消失的刘少奇；1973年，林伯渠在画面上消失，不过，因为董希文在同年因癌症去世，修改任务由继任者在复制品上完成；1978年，那些消失的人物又在一张复制品上重新出现。

长安街完成初步拆迁改造后，站在城楼上，望着眼前面积将比莫斯科红场还要大8倍的广场，人民领袖想来一次跨越式社会发展的急切可以想见。他提出要超英赶美，他希望能大步跨入共产主义。

这个改变积弱国家的强烈愿望，按彭真曾告诉梁思成的话说，就是毛泽东希望有一天，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看到的都是林立的烟囱。

于是，千百万个大炼钢铁的土高炉烟囱，在中国各地如蘑菇般生长起来，人民被运动起来。长安街北面厚厚的红色宫墙内，毛泽东的警卫班也在中南海里建起了小高炉。

接下来，有了“三年自然灾害”，有了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借用了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民谚，使得伟大领袖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只有林彪强调：“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人民并不知道有这样一次特殊的大会。

1966年8月18日，只在重大节日才成为欢乐海洋的长安街，迎来了它的转折时刻。这天凌晨，毛泽东第一次天不亮就起床，早早赶到天安门。百万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凌晨1时就在这里等候他的检阅——10天前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文革起，红卫兵兴。

这是毛自1949年进城以来，第一次穿上军服。当红光满面的毛与第一缕阳光一同降临在天安门时，长安街沸腾如红色的海洋。在这片只对毛一个人欢呼的海洋面前，毛和他的战友们立即有了神和凡人的区别。

当时，刘少奇站在第八位，林彪取代了他在伟大领袖身边的位置。此前的8月5日，毛泽东随手用铅笔在一张6月2日的《北京日报》空边上写下211个汉字，即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决定了刘少奇的命运。

此后，全国共有1300万朝圣者走过长安街，他们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一路费用全免，毛前后8次登上天安门检阅这些狂热的崇拜者。第六次检阅时，毛开始对哭着喊着叫着跳着的朝圣者们态度冷淡起来。

接下来，随着伟大领袖挥出的大手，已完成历史使命的红卫兵们，纷纷卷起铺盖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开始了他们大有作为的生活。

自8月18日这天起，毛成为天安门唯一的主人。而高高的天安门城楼，在经过1949年那次脱胎换骨后，再一次超拔，变成了毛泽东在凡世现身的神坛，从这天起，中国的太阳开始从天安门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