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笔 黄章晋 记者 郑东阳 胡佳恒

这是一条普通居民越来越少的街道，因为住处的特殊，这些居民每逢重大政治事件就会被动员起来，他们被反复强调，要有“红墙意识”。而他们生活的北京，像是依附在身旁的这条街道生长起来的城市。长安街从天安门广场延伸出去分支出去，在这个城市一圈一圈扩散编织成环、成网，最后，覆盖到这个国家的每个城镇，连接起每条街道。

每天，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抵达北京，汇集到长安街上，在宽阔的长安街，在巨大的广场，在周围巍峨耸立的建筑物脚下，在卑微渺小之感油然而生之时，领略那种夙愿以偿的微微晕眩。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心目中真正的北京，其实只是长安街沿线的北京。这条街道上那些标志性的建筑物，人们从小就牢牢印在脑海里。这里曾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麦加。

这个国家的每一天，是从第一缕阳光打在长安街正南的天安门广场开始。每个黎明，都有上万来自各地的人们提前守在这里，静静地等着国旗与太阳一同升起。每天傍晚，人们会在广场渐渐聚齐，等候太阳与国旗一同降下。

只有来过这里的人，才会突然有种与“国家”近距离接触的感觉。“国家”的象征物，曾经是长安街北面的天安门城楼，伟大领袖曾在上面向亿万子民挥手，现在，“国家”的象征，是长安街南面广场上飘扬的国旗。

每个从这里回到家乡的人们，带给亲友的，除了烤鸭、果脯之外，一定是政治。那绝不仅是因为碰到了几个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他们亲自见证过所有重大事件，而确实更因为，自1949年起的60年来，几乎一切重大政治事件，这里都是历史现场，而这条街道上的一砖一石、一牌一匾的变迁，都对应着这个国家的政治变迁，是60年来世事沧桑最浓缩的注释。

天然要成为神州第一街

真正意义上的长安街，诞生于1949年新政权建都北京，并决定将行政中心置于旧城中心之时。关于国家行政中心的位置，当时，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案。梁思成与陈占祥在1950年2月发表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中，主张将行政中心建在三里河附近，若梁陈方案被采纳，则无今日长安街。

如今人们在重温梁陈方案时，会强调当时苏联专家反对意见的作用。其实梁思成本人当时就应该预见，以旧皇宫为中心的长安街沿线，必将成为新政权的行政中心所在。

其实，建议发表之前，梁思成夫妇正参与设计的国徽中，天安门就已被确定为最重要元素。若天安门依然是旧皇城大门，不但使国徽中“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解释变得牵强，也使其居国徽中央的位置显得不伦不类。

天安门与新政权的联系，可追溯到革命先声的五四运动发轫于此，而新政权在此举办的开国大典，更强化了它与革命的联系。革命政权的气象和特征之一，即宏大的人民群众游行。虽然，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从未考虑过有朝一日它会有这样的用途，但确实没有什么地方，会比在天安门城楼上更合适检阅人民。

革命善于将旧时代的躯壳注入全新的灵魂，将之点化赋予全新的生命。新政权还在中国西北一角的延安摇篮之时，就将嘉岭山上祈求风调雨顺的宝塔，变成神圣纯洁的中国革命的象征。若追溯中国革命的源头——苏维埃政权，则有克里姆林宫的洋葱头上加上巨大的红星后，旧皇权的象征变为世界红色革命中心的神奇。

1949年的开国大典，是对长安街未来政治功能的一次预演。当时，国家领导人即考虑到，需要有场地供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游行。旧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都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作为一个整体的北京旧城轮廓就必然会被拆除。

虽然梁思成也用上了革命的理论：皇宫等虽然是旧社会统治阶级所使用，但却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建造的，现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这些旧的剥削阶级享用的东西，现在的主人是劳动人民，理应保留。

但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城市规划，本质上考虑的，还是传统文化的保留，以及将来城市发展空间的要求。譬如，若行政中心在市中心，将来必然会导致拥堵以及城区功能单一的问题，虽然梁的担心被不幸言中，但在当时，这些原本就无足轻重。

在长安街的宽度问题上，无论是梁思成还是当时的苏联专家，多是从人的角度着眼，强调长安街若太宽，非但行人跨越不便，而且从比例上看，周边的建筑物体量的协调性也成问题。苏联专家甚至举了莫斯科红场的例子——它甚至没有今天的长安街宽。

然而，当时的革命领袖，相信自己寻找到拯救中国社会的终极真理，有这种自信，才有“在一张白纸上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豪迈，有了这种豪情，无论是一个历代王朝遗迹层叠的城市，还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沉淀的国家，都是一张可以用橡皮擦抹去旧痕重新作画的白纸。

所以，长安街最终成为一条独一无二的大街——中心地段几乎没有树荫，行人无法横越，无处停歇，压倒一切的是政治逻辑。没有宽阔的“神州第一街”，不足以显示威仪和神圣。

作为一种范式和逻辑，长安街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今天城市的改造。不少城市新区的中心，壮丽雄伟的行政中心对面，大多是一条至少双向八车道甚至十车道的大街，空阔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