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约撰稿员宋荣

屯兰矿难后4天，曾经因为另一起矿难而潜逃7个月的大同市南郊区五九煤矿矿主施玉宝被抓获。为2008年的矿难承担刑事责任，施玉宝是第133人，在他之前，全国共有132名矿主及管理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

为2008年大陆3200条在矿难中失去的生命负责的，还有山西省原省长孟学农和另外315名相关责任人。同样，在这一年的严责之下，山西矿难的死亡率下降了47%。

3200人，是全国近10年来，矿难死亡人数最少的一年，不及高峰时期的一半。在2002年的矿难最高峰时期，死亡人数达到6995人。

自1999年起算，大陆煤矿业发展的10年中，共有54160人，因为矿难而失去了生命。

山西，作为大陆煤炭产业的核心地区，积年祸根之下，一度被大陆媒体称为火山口，坐在火山口上的省长几易其人。内地开放30年来，一力支撑山西省经济的煤炭，转而成为影响山西省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

血煤的成长

如今因矿难发愁的山西，在改革开放初期，却是为如何将煤炭开发出来而绞尽脑汁。其时，坐在全国最强煤炭资源之上的山西，却因为无力开发，而成为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

1979年，山西省要求中央扶持山西省煤炭工业，并提出发展地方煤炭的规划，这一规划最终获得中央批准。具体办法为，山西省自己投资地方煤矿，但中央要按煤炭产量补给山西出口创汇利润。当年，这项政策为山西争取到中央拨款1.3亿元。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这个计划和市场相调节的政策，被邓小平赞赏为“市场里面有计划，计划里有市场”。

中央拨款被原山西省社队企业局用来发展地方煤矿，按照返回比例，1990年试行期限到期时，这笔资金已经变为20亿元。10年中，这笔资金成就了山西地方煤矿。乡镇煤矿原煤产量年平均递增速度高达24.7%，1990年，山西省2.4亿吨的煤炭总产量中，乡镇煤矿占到一半，山西地方煤矿产量首次与国有大矿持平。

其后，山西地方煤矿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1996年时，山西矿井数达到7000多个，全国其他省区的矿业发展也随之被带动起来。

矿难爆发率也因此不断攀升。当1999年山西省煤矿数量达到1万多个时，当年全国因矿难死亡的官方统计人数达到5518人，与此同时，私挖滥采的日益猖獗不断刷新着这一数字。2000年，全国矿难死亡人数上升为5798人，2001年为5670人，其中，山西所占比例最大。

到2002年，地方煤矿之乱达到顶峰，矿难死亡人数也大幅上升，达到6995人，比上一年多出1325人。

染着矿工鲜血的煤炭，自此开始成为包括山西在内的地方官员头顶上高悬不下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