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量刑从重

2007年12月27日，“张荣坤案”一审在松原开庭。原计划首次庭审持续4到5天，结果仅花了两天时间就结束了。

该案中有6个被告主体，即福禧公司、沸点公司两家公司，张荣坤、王永德、张军、周卫明4个自然人。其中涉嫌犯罪的事实和罪行相互交叉、重叠，案情复杂。

钱列阳称，4月7日的一审判决，不论从个人刑期，还是企业罚没金，都可以理解成从重处罚。

判决书中认定的包括“单位行贿罪”、“对公司人员行贿罪”在内的5项罪名，均并非重罪恶行。依大陆刑律之规定，五罪相加最高可判处21年有期徒刑，据限制“简单相加”原则，即量刑高于最重的一项，低于相加刑期数，张案最后量刑19年，几乎没有从轻的空间。

是次开庭前，律师团曾估计，张的刑期在12年至15年之间。

与最后所定罪名稍有不同的地方是，开始时并无“抽逃出资罪”一说，起诉书上称“虚报注册资本罪”。而这一犯罪指控，正是代理律师与公诉方针锋相对部分所在。

豪华律师团中，13名代理律师各有分工。钱列阳代理福禧公司，来自北京的许兰亭和来自上海的胡明两个律师，担任张本人的代理律师。

许、胡均称，针对公诉方的指控，在法庭上给张荣坤所作的辩护是“部分有罪，部分无罪”。如“虚报注册资本罪”一说，许、胡便认为无罪，称检方指控存在严重问题。

该项罪名最后易名为“抽逃出资罪”。2003年，张拆借上海社保资金2亿元人民币注入沸点公司，随后将资金全部抽出，由公司财务总监王永德、财务经理周卫明等人具体操作。判决中，法庭认定张、王、周3人共同犯有“抽逃出资罪”。

“改变罪名，是法官的权利”，但从易名本身情况来看，当初这项指控是不成立的。

在为福禧公司代理中，对于“单位行贿罪”、“对公司人员行贿罪”等指控，钱提出了减轻、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

但一审判决显然令钱失望。大陆刑律规定，“单位行贿罪”最高可以判处5年有期徒刑，实际量刑时多处以“缓期执行”这类非实刑，即便是实刑也多在两三年刑期。张案中的量刑是4年6个月，几乎顶格了。“操纵证券市场罪”最重也是5年有期徒刑，法官最后量刑4年。

钱列阳称：“在我所代理的案件中，至今还没有遇到过有这么重的量刑。”

在钱看来，张有可以从轻的情节。庭审中，张态度较好，并没有过激言行，在官方清理相关资产中，张及张妻也相当配合。但这可以从轻的表现，法庭最后量刑时未有考虑。

但钱也承认，不论是量刑还是罚没金，均没有超出大陆刑律允许的范围，未触“红线”，“也不能说哪里有什么不对”。

操纵证券获罪

张荣坤在一审宣判后，反应强烈，当庭表示不服。

5项罪名，在之前的庭审陈述中，张并不全部承认。其中的“操纵证券市场罪”，张便不认可，认为并没有达到法定可立案标准。

张由苏州、南京转入上海发展后的第一场“资本战”是坐庄“海欣股份”（600851.SH），这构成了张操纵证券市场和获罪的第一事实。

检方调查，2000年12月8日，张荣坤所持海欣股份仅占流通股的0.17%，到2006年7月21日，已占到流通股的70.16%，最高点时达到72.44%。如果计入涉案的“华安基金”旗下涉及的7只基金所持仓位，至案发时，庄家方面控制海欣流通股达89.54%，最高点逼至97.85%。

张与华安基金总经理韩方河、海欣股份董事长袁永林三方联手，利用华安基金重仓优势，由张吸纳华安基金的股份，同步拉升股价；再由韩安排旗下基金与张倒仓，承接张抛出的股票。

张通过同创企业、沸点投资等10多家公司，在83家证券公司营业部，共开设了135个资金账户，下挂13843个账户，进行操作。

人算敌不过天算。在“内幕交易”陷入2001年下半年开始的大熊市后，张只好动用巨额资金被动“接货”，有一日内动用资金高达2.7亿元人民币。又急忙从南京请来一度被视为大陆资本运作“高人”的斯威特总裁严晓群，坐镇大户室操盘。

张先后动用的“操盘资金”高达几十亿元人民币。除违规融资外，还从海欣股份、上海社保局、上海路桥、嘉金高速等处调来大量资金。

但，“资本战”成了张的一场恶梦。不只当时被陷入，日后还成了罪证，张在接受调查时深有悔意。

但张认为自己“操纵证券市场罪”并不成立。已经草拟完毕的二审上诉状，便请求二审法庭撤消该项罪名和指控。

一审中，张还被认定有“欺诈发行债券罪”。2006年，福禧公司在资金链接近断裂的情况下，发行了数额达10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法庭认定其中存在欺诈，公司高管王永德、张军等参与操作，张作为公司法人代表，被判与王、张共同犯有欺诈发行债券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