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说

2006年，在纪念长漂20周年的众多报道中，人们开始反思当年对生命价值的不尊重和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令大川深感苦恼的是，去年以来他就不断被中国媒体要求回答，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如何评价当年中国人以生命为代价同美国漂流队竞争长江首漂并最终获胜的行为，“每次我都说得很累”。一口流利的中文，证明大川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了解。

“当时的情形，父亲和我说过许多。这几年，我在中国边漂流边感受。坦率讲，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到中国漂流许多美丽而新奇的河段，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在享受运动之外，美国的漂流队员可能并没有过多关注其他方面的意义。反思当年，我认为他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比如充分考虑自己的行为可能对当地社会造成的影响。”

记者在采访本上匆忙记下两句：围绕民族主义的争论成为热门话题。中国人不知如何自处的茫然，向外辐射到这个美国小伙子的身上，这就是大川苦恼的来源。

当晚，在海拔4000多米的小镇花石峡的饭馆昏黄的灯光下，谈起第一代漂流人的故事带给自己的震撼与感动，郭峥眼圈红了。“现在的批评很多也很尖锐，说当年首漂长江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下失去了对生命的基本尊重。幺哥和我说，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死去队员的遗孀。”

记者嗫嚅着寻找合适的词儿：“对过去的批评应该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吧，这是今天的人们在批评当年缺乏对生命尊重的同时，对逝者生命有所尊重的体现。人们受时代的局限，不能保证自己所信的永远正确。他们能够承受自己的选择，今天的人们应该懂得沉默。”

回到旅馆，坐在吱嘎作响的床上，记者把没有说出口的话写在本子上：在信其所信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依然可以表现出人性的高下。媒体的可悲或许在于当年无力反省、推波助澜，用过多的附加意义裹挟民意绑架民间漂流行动，今天又急于跳出来，用批判历史来证明自己的睿智。

夜深了，一股歉然的情绪和缺氧的憋闷纠缠在记者心里，该怎么安慰人心？记者并不清楚，这并不是职业记者该考虑的工作内容。21年前的“长漂”，需要一次负责任的清理，或许可以梳理出民族主义的东西，同样能够梳理出宝贵的理想主义情怀。人们理应对向民众鼓吹超越生命之上的价值的宣传口号保持警惕，但不能因此而泯灭个体追寻生命之外价值的正当性与崇高性。国家与民族在历史和文化中更多承载了中国人的超验冲动，而今，在人们不做清理的指责声中，宏大叙事被消解了，真正的信仰也没到来，中国人被悬置半空，无处安放灵魂，无处收获意义。

谁来安慰？这是1980年代结束之后，中国人的命运，记者同样身处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