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产物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随着能源消耗的不断提高，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具有约束性的减排指标。在日内瓦研讨期间，一名英国非政府组织人士的发言攻击性很强，他说：“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旅游时发现‘中国制造’遍布全球，想购物都没得可买。因此中国不要继续伪装成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承担减排指标。”这个观点究竟有多少合理性？

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主要来源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燃烧。在过去的100多年中，绝大部分温室气体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或者说，温室气体是工业化的产物。

温室气体的威胁有多大？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7月1日的《纽约时报》上如此描绘：地球与金星的大小几乎相同，二氧化碳含量也差不多。区别在于，地球上的二氧化碳绝大多数以不同生命形式储存于地下，而金星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结果是，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是15度，适合人类生存，而金星表面的平均温度是463度。尽管金星距离太阳比地球近，但是水星就在太阳边上，而金星比水星热3倍。这就是二氧化碳的作用。

戈尔所说的“以不同生命形式储存于地下”的二氧化碳指的是石油和煤。150年来，人类实现现代化的生产靠它，享受现代化的消费也靠它。国际社会认识到，发达国家制造了大部分温室气体，而发展中国家正在重走发达国家生产和消费的路子，如此下去地球将面临灭顶之灾。

在日内瓦的一次讨论中，UNDP日内瓦办公室负责传播的副主任、法国人让·法布雷（JeanFabre）反思了西方创造消费需求以拉动生产的发展模式。法布雷曾经在一家世界闻名的家用电器公司工作，公司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开发消费者需求。他认为很多人造的时尚消费需求根本没有必要，却浪费了大量资源。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6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排放强度是增加的趋势，实现工业化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开始减少。现在中国正好是在爬坡的阶段，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相应地消耗的能源就比较多一些，排放的强度也比较大一些。”

不仅是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大国的现实也基本如此。目前，解决全球变暖的核心是温室气体排放和工业发展的关系，而矛盾集中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2001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理由是议定书对美国经济发展带来过重的负担。美国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和印度都应该与发达国家一样加入减排行列，否则发达国家的努力无效。而中国和印度立场明确，拒绝接受任何强制性量化减排指标。

解决的唯一框架

谁应该为气候变化负责？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变化问题特使韩升洙，5月22日访问北京期间说：“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这不可否认。与此同时，他们有巨大的经济能力来处理这些问题。全球变暖的趋势不可逆转，会影响未来好几代人的生活，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联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何解决呢？韩升洙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探讨这一挑战世界未来问题的唯一框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奠定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法律框架。1994年《框架公约》生效，它确立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框架公约》要求发达国家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与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框架公约》基础上，《京都议定书》为38个发达国家规定了2008~2012年间温室气体量化减排指标。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了《京都议定书》，没有减排义务。

推动国际社会制定这两个法律文件的是由联合国机构牵头组织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由于IPCC的报告为政府间谈判提供科学依据，每个报告都要经过各国科学家和政治家的激烈争论。

最近一次IPCC审议报告是在泰国曼谷，4月30日至5月4日，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在极力维护各自立场、充分表达分歧后，终于在最后一天凌晨4点20分通过了《气候变化2007：减缓气候变化》的《决策者摘要》。

会议期间，西方舆论认为中国采取拖延策略。路透社5月1日的电讯称中国“许诺行动但拒绝承担国际义务”，电讯援引美国斯坦福大学气候学家斯坦芬·施耐德（StephenSchneider）的观点，称中国意在日后赢得更多援助。施耐德认为中国在跟西方国家玩“比试胆量的游戏”。

IPCC成员、德国弗伦斯堡大学教授奥拉夫·霍迈尔（OlavHohmeyer）是曼谷会议期间的报告审稿人，并主持了部分讨论。记者在日内瓦遇到了他，他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承受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人们希望中国行动起来。当然，每个人都有排放的权利。但是，如果中国的人均排放量达到美国的水平，问题就彻底无法解决了。”

霍迈尔教授边说边画了一张草图，“美国的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20吨，德国是10吨，中国大概是3吨，印度更少，1吨多。我们希望各国都参与减排，削减绝对排放量。关键在于未来的某一年，把人均排放量控制在同一水平上。也就是说，发达国家要下降，发展中国家可以上升，到达交叉点后通过国际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交易市场控制世界排放总量。”

谈到国际谈判中的政治因素，霍迈尔教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美国人承诺严格的强制性量化指标，中国人会更加积极。当然这是政治问题，如果中国过早地把风放出来，日后谈判中得不到什么好处。中国当然需要讨价还价，印度和巴西也是如此。关键在于哪一年达到数额多少的世界人均排放标准。在曼谷会议期间，我感觉到中国和印度明白问题的要害，而另一些拉美发展中国家仍然在说，‘没我们的事’。”

至于霍迈尔教授的揣测能否实现，中国政府没有明确表态。外交部长杨洁篪8月１日表示：“发达国家在２０１２年后应继续率先承担减排义务，继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历史排放少，属于生存排放和发展排放，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是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参与清洁发展机制国家合作。”

此前的6月4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方案》的指导思想是“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与“核心”的关系明晰了中国的政策取向，“目标”中“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内容，表达了中国政府从国情出发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毕竟，中国尚有2365万人年均收入低于683元的国家贫困线，按照国际通行的日消费1美元标准，中国的赤贫人口有1.73亿。按照每天两美元的标准，中国的低收入人群是10亿。“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想购物都没得可买”的富裕国人，仍是少数。

早在2005年，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八国集团领导人对话时就提出，“气候变化是发展问题，它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也要通过发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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