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赵灵敏

李光耀曾将空调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发明，因为它使热带国家的居民能够在适宜的环境里进行思考。在刚刚过去的7月，对这句话深以为然的，肯定不止是新加坡等热带国家的国民。

从6月30日开始，广州9个气象站刷新了历史最高记录，其中最高气温39.8℃。仅6月30日至7月1日两天，就有多人因天气炎热诱发疾病致死。气象部门表示，罕见的高温天气将一直延续到9月份。而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也都在半个月以上，福州更连续高温32天，创1880年以来之最。

而另一些地方则暴雨成灾：淮河流域7月份降雨量居历史第二高，导致流域内发生区域性大洪水。全中国大部分地区7月都出现雷雨大风、冰雹、龙卷风等天气，雷击导致141人死亡，居近年来被雷击死亡人数之最。

上海、深圳：沉没的未来？

这样大面积和长时间的异常天气，显然已经不是偶然发生的天灾。“科学家们一般以极端气候现象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作为气候变暖的证明。所以，尽管单独的某一次洪水不能证明气候变暖，但目前的情况则证明了气候变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告诉记者。

“况且，没有什么比冰川的加速消融更能证明全球变暖的事实。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今年发布的报告指出，根据目前的消融速度，80%面积的喜马拉雅冰川将在未来30年消失，而它们是中国多条主要河流的发源地。”

而且，中国在全球变暖面前可能会特别脆弱。冰山融化引发的洪水可能淹没上海、深圳这两大中国经济中心城市。气温升高将令居住在半干旱地区的中国一大半靠天吃饭的农民谋生乏力。此外，中国是世界上人均水供应量最低的国家之一。正如国家环保局潘岳副局长所说，我们所面对的将“不再是造福子孙后代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

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印度、巴西等国一样，不必承担强制性减排温室气体的责任。相反，通过清洁发展机制，中国还可以获得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但是，伴随着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中国环境威胁论”开始甚嚣尘上。“如果我们做出的减排努力被中国巨大且仍在增长的污染阴云所遮蔽的话，那么我们的努力有何意义？”式的诘问密集地出现。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中期，克林顿在会见江泽民时就讲过：“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环境问题上。”

内外压力之下，6月4日，中国正式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中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性文件。而仅在6月的上半月，中国政府还出台了多项应对气候变暖的措施：6月3日，由发改委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正式对外公布。同一天，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6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6月14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对外发布。显然，中国正在做力所能及的努力。

更大的挑战在于，对气候变化的关注是经济社会发展观念上的一次觉醒，是对传统GDP发展标准的一次革命，要想使各级官员和全体民众真正转变发展观念绝对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政府：能源利用的短板

1990年，中国成立了以国务委员宋健为组长的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统一协调中国的气候变化对策。1994年中国政府制定和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于1996年首次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2003年中国政府又制定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国将据此战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刚刚出台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虽然只是对过去一些应对方式的总结，但还是强调通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增加适应能力两个途径来应对气候变化。

但现实是，虽然政府设定了雄心勃勃的节能目标，即在2010年，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但从刚刚过去的2006年看，每年4％的分阶段目标无法兑现几成定局。每创造价值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消耗水平的3倍，是日本的7倍。中国的能源使用效率甚至不及巴西、印尼这样的国家。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1/5，但却是世界释放二氧化碳第二多的国家。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的比重，从1990年的76.2％降至2005年的69.1％，但污染排放还是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06年全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1428.2万吨，比上年增长1％；二氧化硫排放量2588.8万吨，比上年增长1.5％——这些数字正是“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基础。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就强调，即使英国一点温室气体都不排放，也仅能削减世界总量的2％，还不足中国在两年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量。如果没有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经济体参与，任何新的体系“都没有现实的成功可能”。

面对国际压力，我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很少、历史上的排放存量很少、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的环境问题不仅是自己的，进口中国产品的国家对于中国的环境问题负有责任。尽管如此，内外压力并未减轻。

早年，当人们对环境和气候问题还不敏感时，发达国家可以走“先排放，再治理”的路子，但今天的国际环境已经不同了。除非中国在未来能拿出一份漂亮的减排成绩单，否则可以预见的是，气候变化问题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新的重磅砝码，而中国因此遭受拷问也只会是时间问题。

困难在于，首先，中国的环保部门没有执法权，对超标排放的企业也没有强制权，这和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环保方面的处罚措施，可以处罚剥夺公司由于不进行环保行动而获得的任何经济收益，而且是让环保当局来执行的。如果有军队的训练基地没有合适地处理它的废物，联邦环保局甚至有权对其进行经济上的处罚。

其次，如何遏制地方政府的违规冲动也是问题。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策，但它还不是硬指标。如果对官员的考核仍然沿用的是GDP增长率这样的指标，那就很难指望地方政府注重环保。无论有多少次“整顿行动”，“污染事件”还是一次次地来，根本原因就在这。

另外，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集体消费的特征，很难严格分割责任，因此人们天然地倾向于不珍惜环境；生产者也往往将污染的成本转嫁社会。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市场化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让污染的企业交税，以使“外部性内在化”；逼迫企业投资排污，达到标准，免交排污税；形成“污染权市场”，企业可以选择是排污交税还是治理污染，选择治理污染的，就可把污染许可证卖给别人。在我国，前两种办法基本没有采用，后一种刚刚开始在一些地方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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