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和担忧其实并不矛盾，只是点出了新媒体发展的两种可能方向：一种是重于监督，利用即时交流互动的技术特点随时监督政府部门、官员的一举一动；一种是凝聚民意。从目前的发展看，后一种方向所起的更多的是参考作用，而监督方向值得给予足够期待。不管新媒体对民意的聚集作用是好是坏，有一种趋势已确定无疑，那就是新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如何引导和界定新媒体对政治的参与，是个重要课题。

对互联网公司的新闻审查已经越来越难，百度公司公开发誓他们保守任何一个该公司用户的秘密。早在2005年，雅虎公司一宗涉嫌泄露用户邮箱的事件，遭到了全球舆论的谴责，这迫使网络公司更加恪守开放和中立立场。哈贝玛斯提出了“公共空间”的概念。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形成了作为公共意见载体的公众。新媒体就是这样一个公共空间。这个空间的管理需要政府的智慧，在社会矛盾日益激烈的今天，这种智慧格外重要。

新媒体时代的政府智慧

PX事件之后，有报道称，厦门市政府正在酝酿一项地方法规，名为《厦门市互联网有害信息和不良信息管理和处置办法》，要求厦门的网站取消匿名发帖，论坛贴文将先审后发。这实质上是实行严格意义上的网络实名制。厦门政府的举措，有网友嘲弄：“这个办法还是不太理想，最好是给每个人都安上大脑芯片，实时监控每个人的思想。”据悉，迫于各种压力，这一动议也“暂缓”了。

和新科技作对的成本极其高昂。如果采取压制的手段，当权利意识和民主诉求不断积聚，在一定时间内突然迸发，其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可能会超过一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从而使一个国家陷入政治不稳定。中国现在同时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这已是共识，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维持稳定确保发展是重中之重。

如何将激涌的民意，控制在目前国家可以接受的程度上，在实现民意充分表达的同时，又避免因民意的过度表达而冲击政府权威、引发政治冲突，将考验政府在新媒体时代的执政智慧。北京学界已有声音，呼吁官员们学习“互联网政治”。这其实是要官员学习在新媒体时代如何执政。

“记者通过即时通讯、邮件、手机等工具，能第一时间获知事态走向，而官方层层过滤层层报告层层掩饰难知真相。千篇一律的应急方案实在无用。”这是重庆钉子户事件中在媒体和学界人士中流传的短信。

新媒体时代，是全民提供线索的时代，民众关心并调查政府在做什么，官员遭遇全面监督和直接批评成为一种常态。新媒体的政治参与，使现行的政府运作方式受到巨大的冲击。冲击是革命性的，政府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应对。旧有的管控方式和思维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需求。

另外，短信的快捷和网络的普及使隐藏真相变得越来越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国庆曾公开表示，官员在互联网时代还试图“捂”住真相，无异掩耳盗铃，“是比较天真的一种愿望”。中纪委监察部和15个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举报网站。很多地方纪委也建立和开通了网上举报，一些地方还开通了手机短信举报。

一些新闻管理手段也正在发生变化。有地方部门提出，“堵了一个记者的口，堵不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不了互联网上网民的口”，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消除出现“负面报道”的源头，是唯一和最重要的。有些地方宣传部门开始松动对媒体长期沿袭的堵、盖、封等手段，尝试建立一套新的信息发布机制，重大突发信息改由自己说、主动说、专人说、及时说。蒋兆勇认为，控制型社会官僚体制调整起来非常困难，这是一种体制性迟钝。新媒体的发展，将迫使政府部门不得不日益透明化并改变行政方式。这一趋势几难逆转。因为公民社会的某些特征已经在新兴媒体上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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