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场司司长骆诗文专访

本刊记者 阳敏

胎死腹中的中医药部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为解放后我国中医药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吕炳奎老先生2002年曾经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推荐您担任当时有可能成立的“中医药部”第一任部长。您了解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吗？为什么“中医药部”后来没有成立呢？

骆诗文（以下简称骆）：据说，朱基任总理时，就提出来了，当时想成立一个专门管中药的部门，后来这个职工作设想因为种种原因被搁置了，就交到温家宝总理手中。温总理当时请吕炳奎老先生提名，老先生就推荐了我。这还是以后别人告诉我的。

至于为什么这个“中医药部”没有成立，不太好讲。我想，有关部门领导意见不一致、有些部门抵制可能是主要原因。

《南》：难道现在的中医药管理局不管中药吗？医、药分家对于中医药的发展会带来危害吗？

骆：中医和中药当然应该分开。中医药管理局当初成立的时候，是中医和中药合在一起的，但实践证明，对中医和中药的管理不分家，对于中药发展十分不利。中药包括中药材的种植、流通和管理等一整套流程，不仅仅是按照老中医的方子制造中成药。后来，中医药管理局只管中医，不管中药，这是当年朱基总理坚持下来的。但现在的状况很混乱，中药这一块基本没人管。

所以，今年年初国务院成立“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简称“工作小组”）的时候，我们中医药界的人对它都抱有很大期望。这个“工作小组”的级别很高，吴仪副总理任组长，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国务院副秘书长徐绍史、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医药局局长王国强任副组长，小组成员涉及18个部委……不过，很遗憾，这个“工作小组”下面没有设置具体的办事机构，所以目前作用有限。

中央对于挽救中医药的决心很大，但最近的情况不容乐观。有些人以“工作小组”的名义，到不同地方召开会议。比如说，在广州召开了会议，说是要投资200亿把广东省建成全国的中药强省。广州是中药销售大市，但该省的中药材并不多产，怎么搞中药大省？这样做的话，会违背中药发展的客观规律。类似的会议，湖南省也开了，说是要投资100亿，把湖南建成中药大省，发展3个中药材市场——实际上，湖南原来的两个中药材市场目前都奄奄一息了。

《南》：中医药的管理，似乎涉及卫生部、药监局和中医药管理局3家，它们之间是如何分工协调的呢？

骆：这3个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中医药管理局是卫生部的内管局，它的局长是由卫生部的副部长兼任的，连带它里面的处级干部都是由卫生部任命。像我开头讲的，连中医药方面的国际交流，都由卫生部出面。药监局看起来很独立，其实它里面很多人马都是由卫生部搬过来的，原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案发以后，药监局又从卫生部调过来一批官员——现在仅办公室就有8个主任和副主任。

换句话讲，虽然药监局和卫生部从行政架构上讲没有附属关系，实际上，两个部门在人事关系上的纠缠是很深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论药监局，还是中医药管理局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讲，都与卫生部有关系。

中药领域乱象频仍

《南》：您刚才提到中药材市场，现在市场这方面面临哪些问题？

骆：去年下半年，我曾经随有关部门走访了6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发现有的市场经营惨淡，并且鱼龙混杂——这与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推行公司化改组有很大关系。一些地方官员说，过去中药材市场是政府牵头，由药监、工商、卫生和公安等部门共同管理，部门之间也有分工，现在只有药监局一家管，政府也不会拿钱去建市场。公司化管理，老板只想着赚钱，有钱就允许你进市场经营中药材。

比如，江西樟树市场，有2/3的门店关门，1/3的门店不再缴纳租金。

《南》：您近年来、包括退休后，不断深入各地调查、暗访，了解到许多表面现象之下的问题。在您看来，目前中药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在哪？

骆：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药品监督部门积极与“国际接轨”，把美国的FDA管理模式作为圣经在中国强制推行，按照西医西药的标准和管理模式研究和管理中药，在行业内推行GAP、GSP、GMP——农民种中药要GAP，工厂生产要GMP，商业经销要GSP。

以GMP认证为例。不少中成药厂经过GMP改造之后，负债累累。比如，有企业反映，他们生产一种保健品出口很好，但在GMP改造中，药监部门规定要购进一些他们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检测设备，花了几千万元，然后才在GMP验收中通过，但过后设备闲置一旁再未使用，但把GMP改造计入成本后，产品价格高出了一倍。

据测算，整个医药工业企业GMP认证施行3年多以来，花掉人民币1200~1500亿元，投入相当于建一个三峡电站。仅四川省的GMP改造就花了80多亿人民币，最贫穷的贵州省也花了20多亿人民币。不过，很多通过认证的企业都倒闭了，而且造成上百万工人失业。北京某企业迁址昌平进行改造，购地60亩，花了1.8亿创建中药厂，去年通过GMP改造后未生产过一次，现在只剩下几个工人看守厂房。

推行这3项认证，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光银行贷款就8000亿，加上利息将近1万亿。1万亿，接近我国2002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据国家发改委于德明局长统计，搞了上面几个“P”之后，2004年全国制药工业产值减少31%，利润下降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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