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和平崛起的制约

在中国最初融入世界的时候，经济决定论是一个恰当的工具。中国理性、务实的新形象是他们能够理解，也乐于接受的。中国也忽然发现原来世界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冷酷，他们对中国的热烈欢迎，他们的开放态度，以及他们发达的物质财富、热情文雅的人民也使中国人150年来和世界的对抗情绪松懈下来，世界在我们面前是友善的、理性的，甚至是天真的。

但是，我们逐渐发现经济决定论所描绘的和平的、合作的、发展的世界图景其实并不那么真实。当我们真正进入国际世界以后，才逐渐开始意识到我们的想象是多么幼稚。因为民族间的殊死争斗从未停歇过，虽然形式或有不同，在经济领域遭遇的抵制最先也最充分地被感知。但甚至就是国家间的经济斗争中，经济决定论指引下的外交哲学也显得非常稚嫩，因为在它看来国家间的经济斗争究其根本应该是自由竞争，国家和政府在这种斗争中如何壮大本民族的经济力量，如何保护自己，打击别人，事实上经济决定论一无所知。它常常使国家像个妇人一样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别人欺负，自己却插不上手。

这种外交哲学对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权力斗争完全不能领会。它所擅长的只是如何利用经济力量来获得别人的好感。但这样获取的好感不是尊重，有时还是一种轻蔑。而权力意味着对别国的影响力，并通过这种影响力实现对国际规则的发言权。虽然这种影响力常常是以经济力量的大小来衡量，但显然并不是有了经济力量就可以自然获得和应运自如，也不是说经济力量小的国家就不可能发挥重要影响。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外交力量并不完全决定于它的经济力量，也并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可以强大到肆意妄为，任意制定或者修改规则，我们也不可能等到如此强大才开口或者动手。事实上，一个沉默的或者满口空话的大国是会更加令人不安的，会使别人更加警惕。因此，加入国际世界的日常生活和斗争，或许是更为可取的选择，它能使我们获得经验，赢得更多的信任，当然还有更多的利益。

要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首先我们必须完成自身的政治和文化表述。虽然我们在经济上觉得自己非常强大，很有信心，甚至觉得自己的一些制度是正当的，是创造性的，是文明的。但却总是有意在避免给自己的制度和文明作出正面阐述。这是因为在经济决定论的桎梏下，我们丧失了这种能力。它不能表达自己，也无法让别人理解自己。因此，经济决定论不可能使中国与世界展开政治和文明的真正对话，使世界正视我们的文明。

此外，经济决定论的确是热爱和平的，但它却缺乏保卫和平的能力、手段和主张。因此，它很容易从对世界的乐观想象中迅速回到敌对的态度。当它发现外部世界是晦暗的、阴郁的，到处充满了阴谋和陷阱的时候，外部世界开始让它觉得紧张、局促。于是，它很自然地就会觉得内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亲近。它会认为以前的一切都是假象，背后的斗争才是赤裸裸的。虽然这并没有错，但是，它不愿意参与这种斗争，因为它不知道怎样才能参与。它会把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借口，使自己拒绝和外部世界的沟通、交流、斗争。因此，这种民族主义并不会使中国越来越坚强，而是越来越胆怯；也不会使中国越来越勇敢进取，而只会越来越色厉内荏。

总之，经济决定论无法给我们提供更现实的、更平衡的对国际世界的认识，更不用说指导我们的外交实践了。因此，对于中国的外交发展来说，它已经成为制约和障碍。

对公共生活的陌生

经济决定论还顽固地排斥文化的建设、社会的生长和民族的政治成熟。它的一元论思维使它不仅不能建立适合经济发展的健康土壤，实际上它每天都在破坏这样的土壤的生成。在经济发展中强大起来的阶层，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握有民族的经济权利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它不能成熟地运用这种权利，并且把这种经济权利转化为政治权利的话，它的经济权利实际上是对民族利益的危害。因为它只是一个阶层的私利，而不是国家利益。

经济决定论使每个人埋头于自己的私人事务，仿佛政治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在他看来，社会的稳定和安宁从来也不会受到威胁，如果有威胁，他也只能把其理解为偶然、特殊的事件。因此，他们很难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因为他们无从把自我作主的习惯扩展到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他们既不愿意领导，也从不心甘情愿地服从。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自己成为人上人，用自己的利益来压倒和覆盖别人的利益。因为缺乏公共生活和公认的原则，他们不懂得说服、妥协，在内心，除了强力和命运，他们不接受任何秩序。经济决定论完全忽视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事实上，民众并非没有政治诉求，他们只是更愿意把政治诉求包裹在利益诉求当中。因此，往往对他们的利益诉求的满足或者利益冲突的解决并不能使民众真正的信服和愉悦。因为他们虽然自称是为了实际利益，但并不真的如此。面对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除了利益的分配以外，政府往往依赖金钱来摆平冲突。它有时偏向强者一点，有时偏向弱者一点。它很少真正依靠法律，但它却总是宣称自己在执行法律。虽然看上去它每次都能得手，但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威信却在每次裁决中被损害。只有在法律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法律，才会服从法律。在这里似乎没有主权者。

在一个缺乏公共生活自由空间的国家里，每个利益集团都把自己打扮成国家的方向，最大多数人、最长远的利益的代表者，他们暗自也相信这一点。因为没有正式的授权机制，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不经授权就代表其他人。他们不是试图说服别人同情、理解、支持他们的要求，而是阴郁地沉默着，等待着有一天用自己的利益统一和取代别人的利益。

在经济决定论下的个人实际上被迫成为金钱的奴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金钱是自由的基础，但实际上，财富并没有使我们更自由，使我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也没有能够使我们有能力和意愿从事更多的创造发明、艺术创作。对物质财富的单纯追求，最终会损害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对肉体享乐的单纯满足，最终也会损害人们享受生活的乐趣。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经济决定论以改革的名义渗入每个机构。它或许会带来这个机构的一时繁荣，但也毫不吝惜地败坏了这些机构，使它们唯利是图。改革进入的地方，人们想办法从政府手里搞钱，改革还没有开始的地方，人们从别人身上搞钱，如果他们有能力给这些人制造伤害的话。学校、医院、研究所、甚至托儿所都不能幸免。在那里真正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人被善于炒作、善于利用关系搞来钱的人取代；真正有能力治病，也善于治病的人被能够创收、善于买药的人取代。根据自己的便利，人们加入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这里坑害别人，换个地方又被别人坑害。每个团体都在相互竞争，提高自己危害别人的能力。经济发展不是可以忽视的目标，但经济决定论的膨胀确实已经吞噬了社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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