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工的法律尝试

国家赔偿案刑事附带民事案原来是两码事

显而易见，对于许志永和滕彪来说，义务代理此次国家赔偿案，其核心目的就是打算推动中国法制进程，争取个案突破，而赔款只是这一目的的附带奖品，这也许是奴工庞飞虎与陈小军自己无法理解的。

他们至今还没完全弄清楚国家赔偿案与之前的刑事附带民事案是两码事，而在他们看来，能够最终找到北京的律师代理自己的官司，向随便什么地方或人索赔，已经是大闹天宫的事，至于进一步的起诉上诉、司法程序、法制进程、行政许可等等，已然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畴。

虽然他们才是整个事件的主角，但他们惟一能做的就只是等待，等待某一个城里人给一个他们只能接受的通知，不管是好是坏，如此而已。

双方之间的鸿沟显而易见。当居中推动此事的学者张亚东看到奴工庞飞虎用了5分钟还是没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内心无限感慨并汲取了继续为弱势群体鼓与呼的力量时，庞飞虎只是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他还窘迫地笑了笑，怕文化人张亚东看不起他。这貌似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偶然间走到了一起。

虽然目的各不相同，但如果不是许志永、滕彪、张亚东等一众法律界人士在最后时刻介入了这件事，庞飞虎和陈小军已然是不可能继续走下去了。

8月初，在看到了另外两名河南籍奴工以刑事附带民事的形式向黑窑主及打手等一众人索赔后，庞飞虎和陈小军终于决定也要向他们“讨个说法”。但此时，由于极为特殊的原因，陕西省内已经没有律师和法律援助中心愿意为他们代理，此时的法律尝试，对这几个山里的农民来说，不啻为天方夜谭。

庞飞虎和哥哥曾经尝试到临汾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讼状，希望加入到原告的队伍当中(进入8月后，除了该案原有的2名原告奴工外，只有陕西籍奴工王孟找到了代理律师递交诉讼状，被增补为刑事附带民事原告，该案民事部分目前只有这3名原告)，却被以种种理由拒绝。法院的人让兄弟二人找洪洞县的劳动部门，而后又被县劳动部门支给了县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在告诉兄弟二人不能打官司后，替二人买了两件T恤两条裤子两张车票，就送回了西安。

回到西安的兄弟二人，还是没弄明白自己为何又回来了。但他们的命运显然不如电影中的秋菊，在现实中，两个农民的法律尝试就这样搁浅了。

黑砖窑案的主审法官，临汾中院的杨霞认为，为了平息事端，洪洞县政府早已替犯罪分子向奴工们支付了工资，因此奴工们不该再主张，法院也不支持。认为自己受伤需要索赔医药费的奴工，应该先进行司法伤情鉴定予以证明(记者注：司法伤情鉴定需要公安机关或律师事务所开具相关手续)。对于没有受伤的奴工的精神损害索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精神，也不支持。

“俺们不打了，咱是农民，这打官司太麻烦，咱就不费那个事了。”经过几次推来指去，奴工王锡明已然放弃了。而他的难友庞飞虎和陈小军，还在等待一个他们也搞不清楚具体情况的、叫做国家赔偿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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