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梦:龙应台北大演讲

龙应台在北京演讲前后

风从哪里来:谁是龙应台

启蒙者:我读龙应台

直言者:士人龙应台

孤独龙应台:有些路只能一人走
2010年08月05日 17:14 中国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龙应台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四顾苍茫的龙应台越来越孤独,但她却走得越发笃定。

龙应台有太多的标签。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这个台湾女子,既彪悍,又温柔,有大抱负。年轻时活得像唐朝女子,热烈丰富;今天,完成新书《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风轻云淡,重重沧桑在脸上,遮不住。

妆容清淡,五官硬朗,大翻领白衬衫,粉贝壳色指甲,黑色中跟皮鞋——10月底来北京参加《目送》见面会的57岁的龙应台,正当时。有礼、世故、聪明,绝不口无遮拦。回答问题,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于无形中回避所有敏感话题。

她对社会积极进言,横眉冷对千夫指,有万丈豪情;对两个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则是慈母情深,费心与他们沟通,在一次次热脸碰上冷屁股后越挫越勇。龙应台身怀所有职业女性的喜与悲,只是,她比很多人更孤独。

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

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马上要开了,一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少妇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半年前,为与驻守广州的丈夫、国民党军官龙槐生团聚,美君抱着应扬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战乱时的火车拥塞不堪,就像个大罐头,塞得满满。弧形的车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着,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滚滚车轮下。想到车里已有几个孩子、老人暴毙,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

在广州半年,美君眼见了太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无论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

只是,时隔半年后,衡山火车站,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 “龙应台”。

2009年1月,龙应台和67岁的哥哥应扬坐在船上。“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个老人跟我父亲长得真像,一口湖南乡音。我问我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说,他的脑海里总有那样一幕:有一个在动的火车,一个短头卷发的女人在车窗里面。他说小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喊着妈妈拼命追。他心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短头发的女人都是妈妈,而妈妈永远在一辆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永远追不上。”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

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许那时,龙应台也再次认清自己这个“台湾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时代之剑切断了她和传统、宗族的连接,使她悬在半空,永远无所凭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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