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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立法的“部门利益法制化”亮剑

2011年05月09日 00:21
来源:燕赵都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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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武俊

据《法制日报》5月7日报道,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河洁近日强调立法要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地方立法工作要强调法规内容的公平性,政府部门特别要处理好公共利益与部门利益的关系,防止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

笔者非常赞同张河洁有关立法要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的观点,立法实践中确实有一些难产的法律是部门利益倾向导演的“杰作“和滋生的”怪胎“。比如,迄今已经难产30年之久的《电信法》和难产27之久的《原子能法》。

《电信法》是一部涉及诸多利益主体的法律,电信立法涉及诸多部门的利益,从1980年正式起草之初就陷入利益的纠葛和冲突。毫无疑问,行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争权夺利是阻挡电信立法的主要障碍。在电信立法坎坷的30年间,政策与监管合一、业务的开放与垄断、互联互通、资费市场化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阻碍《电信法》出台的主要原因。这种部门利益的立法冲动,将导致公共利益部门化和部门利益法制化现象的滋生,《电信法》的难产也就在所难免。

核能领域基本法《原子能法》的立法一拖再拖27年没有出台,也是由于牵涉部门较多,意见分歧较大,协调难度大,难以形成共识,立法陷入停滞。

倘若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立法可以视为社会正义的第一道堤坝,是法治长城的重要基石。立法部门利益法制化、立法谋私、立法“走私”等立法腐败现象势必会滋生“劣法”甚至“恶法”,势必会对社会公平正义造成难以估量的戕害。

假若说司法腐败往往表现为个体性腐败,那么立法腐败则表现为典型的集团型腐败,是个别利益集团谋取集团私利而滋生的怪胎。地方或部门利益保护是立法腐败最突出的表征,也是滋生立法腐败的主要“病灶”。地方或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在地方立法和行政立法中表现尤为明显。在利益保护的驱动下,不少地方或部门热衷于在立法中争权夺利,力图通过立法这一权威手段为部门或集团划定一块垄断性的势力范围,以至某些法律规章带有明显的部门或集团痕迹。在此过程中,立法蜕变为谋取部门或集团私利的工具,而由此制定的法律也蜕变成为服务于少数利益集团的“私人物品”,公共属性荡然无存。

如何有效遏制立法腐败现象,有效治理立法中的部门利益法制化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环节着手。

首先,要大力推行“开门立法”,以民意为基础的立法活动要厉行“开门立法”,让民主的阳光驱散立法的阴霾。其次,积极推行回避制度,即凡直接涉及某部门利益的立法起草工作,该部门原则上应当回避,不能参与更不能主持立法起草工作。第三,推进立法创新,尝试立法招投标新举措。凡涉及诸多行业部门的法律的起草,不妨由立法机关公开向专家学者和非政府组织采取立法招投标形式,委托地位相对超脱的专家团和非政府组织进行起草。

笔者还认为,遏制立法的“部门利益法制化”最有效武器就是问责,向进行部门利益保护的部门亮出问责之剑——对于出现明显的部门或地方利益保护倾向的法律法规,要问责有关承担起草和审议的部门,追究相关部门立法失职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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