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的“科学文化译丛”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发布会上，多位学者就科学文化的起源与兴起，科学文化与启蒙运动，工业启蒙与科学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探讨。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不要把科学视为正确
李斌（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科学和文化这两个词，在我们的语言中比较宽泛和模糊，词义变迁也比较频繁，外延随着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人群有变化，甚至内涵在不同的时代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从1912年开始到今天大概有100本字词典，科学的词义，在工具书中基本上保持一定的稳定。词义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关注自然、社会、思维，第二反映的是客观规律，第三必须是知识体系。1912年民国的新词典，前面两个要素有，但是没有客观规律这一条，1956年的新华词典基本上具备这三个要素。今天对于科学，在工具书中一般都强调这三个要素。
考察科学作为形容词的用法，对判断科学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和影响，有一定的意义。1927年左派的作家就开始写了这样的话：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这可能是较早把科学当作形容词使用的例子。毛泽东在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1933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都把科学作为形容词来使用。1971年，《新华词典》明确的出现了形容词的释意。当前对科学形容词词义的使用可能很多，比如说你的方法不科学，要科学地看问题，等等，这些用法基本上是合乎情理经验的。
有科学家在批评中国民众科学观的时候，说民众总是将科学视为正确，但是科学界应该没有多少人认为正确是科学词义的选项，科学做的是有关真假的事实判断，词典也没有出现过正确这样一个译项，这种批评是因为不同人群对词义理解不同。为了让讨论和批评有效，就有必要在最基础的地方形成共识。
对于文化，我比较认同较为明确和可操作的定义，那就是价值观念及其在社会系统当中的制度化表达。人们心目当中的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制度化，便不能够成为文化。相应的，科学文化就是科学的价值观念及其在社会系统当中制度化的表达。
科学的价值观念，核心就是探求真理，揭示普通自然法则。这是它核心的价值理念，其次增进人类福祉，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及作为一个体面的职业等等。求真的价值理念核心，尽管在古希腊已经出现，但是第一次真正形成制度化表达，却是在17世纪的英格兰。虽然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但是科学文化却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这是因为不同的地域对于科学的价值理念的认知各有侧重。同时，不同的社会系统也是千差万别，在不同的社会系统当中，其制度化的表达肯定会呈现出特色各异的科学文化。
至于科学文化与工业启蒙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工业革命系科学文化扩张的结果，正是科学文化的积淀，孕育出了一批连接科学兴趣和工业导向的地方性社团或研发组织，从而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大幕。我翻译的《工业启蒙》这本书，就是对这个观点的理论重构。这本书描述了工业启蒙这一概念，它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是指两种有用知识，及其二者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孕育了工业革命。
使用工业启蒙的概念有几个好处，它打破了科学与技术之间无用的纷争，采取了对工业发展有用的命题知识和指令知识的概念，着重突出了两种知识的作用。第二点是，借助于这样一个工业的视角，打破了科学文化以自然哲学家为主的编史路线，采取了工匠和制造商的编史概念。第三是借助知识获取成本，打破了科学文化框架下，知识向中下阶层扩散这种居高临下的视角，采取了更符合经济发展和中下层的需求视角，突出了知识获取方式的重大变化。第四点是借助于启蒙运动这样的一个理论视角，打破了科学文化理论资源不足，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的倾向，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来整合启蒙运动已有的研究成果，着力突出工业启蒙运动在英格兰启蒙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对于科学文化，摆脱东西方的两分法
李正风（清华大学教授）：第一个，我们要把作为社会亚文化形态的科学文化，和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讲的科学当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或者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对于科学的发展可能有利的这种文化因素，适度区别开来。科学文化本身作为社会亚文化的出现，实际上和科学建制化的过程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我们16、17世纪以来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这个历史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从这些书里面也可以看到，国外关于文化探讨有名的著作，大多不约而同把目光集中到了16、17世纪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历史的分析，这个历史可以延续到更久远的时代，也可以延伸到未来，但是实际上它是和我们近代科学建制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理解科学文化的时候，有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怎么样使这种更适宜现代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能够和我们文化的建制有机融合起来。
第二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知识化，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向。这个过程当中，现代科学建制的出现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出现，尽管发源于西欧，但实际上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于科学文化的理解，要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这种简单的两分法。
其实，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国家和民族会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人类知识进步做出各有特色的贡献，相互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增强文化自信，不是要论证我们古代文化中有多少现代科学的因素，不是去论证我们古代曾经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做出来了多么重要的辉煌（这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是在未来科学发展过程和科学建制化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做出对世界有重要贡献的新成就。
宋以后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比较弱
张大庆（北京大学教授）：我们原来向往美国，认为美国是主张自由和平公正引领未来的，但是现在它不太愿意再引领了，要收缩，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反省。这和科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其实科学文化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的科学史家就提出来，科学文化将会是未来人类文化的引领，但是经过了二战以后，再经过了七八十年代的发展，我们的确看到了人类非常宏伟的全球化，但是目前又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浪潮，要各顾各的。比如说环境问题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发展，现在很多大国开始不愿意付更多的责任。
刚才提到了一带一路，我在去年10月份参加了摩洛哥一个科学史的会议，他们问中国为什么在1000年前引领了世界后来落后了？而阿拉伯问在中世纪的1000年，世界文明的导向在哪里？他说在他们那里，现在我们又要问，未来的1000年或者是未来的几百年，人类的文明向何处生？
中国在五四以后提倡新文化，就是科学文化，包括陈独秀先生讲科学要传播，但是至今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好。比如说现在传统和创新的问题，一直在两边走，北京大学讲了守正创新，什么叫做守正，其实解释是不一样的。怎么守正？
还有，中华文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我们怎么衡量？我们的四大发明，甚至讲五大发明，是宋代以前的贡献。在宋以后，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比较弱的。只有很好的科学文化建设氛围，才能够为科学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
科学文化成就如何来衡量，如何来评价，在人类历史上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但到现在反而模糊了。现在我们对科学成就的评价，变成了数量化的统计，变成了SCI影响因子的评价，这是非常搞笑的问题，你做出来了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好的贡献，但是在评价的时候，要去统计数据。这就是科学文化的问题。
科学文化建制化的三个条件
王春法：这套书的跨度有八九个世纪，从历史发展来讲，科学革命、启蒙、现代科学的发展，从纵向的维度上展现了近代文化兴起的过程。第二，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比较好，遴选这套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选择了对学术界的科学文化理性探讨相关的著作，比如说《现代科学的起源》、《科学文化的兴起》等等，也有一些操作性的。第三，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和模式，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进入到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对社会影响的程度越来越全面深入。科学文化的认知功能和创造功能、整合功能、渗透功能体现得越来越充分，而且在教育模式、思维方式诸多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相比之下，科学文化的制度化，在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更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只有把价值理念固化在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制度规范之中，才能通过一定标准识别、评价和指导科学活动参与者的科研行为和交往方式，并通过一定的教化、规训程序，使新进入者理解并身体力行科学活动的要求，进而有效调节和规范科学活动的认知行为和社会行为，保证科学文化以至科学活动作为整体的延续性。
一般来说，科学文化的制度规范，是多层面、多维度制度的总和，既包括正式的制度规定，也包括非正式的行为规则。一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制度规范，包括对科学家科研过程和结果的要求，比如观察的可靠性、推理的严密性、结果的可检验性等等，这些要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进一步细化为对实验设计的规定、对实验过程的规范、对重复试验的强调等等。
二是关于科学家之间合作、交流、评价、监督的行为规范，包括关于科学知识共享的安排，同行评议的质量保障机制，优先权的确认，科学奖励制度等等。
三是关于科学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制度规范，包括国家对科学活动的法律规定，如宪法保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专业机构的特殊组织原则，如把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的大学制度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科学文化在价值理念层面的内容，往往具有总括性、模糊性、多义性，不可能通过条理清晰、整齐划一的制度充分表达出来，有关科学活动的各种制度规范，并不完全是从科学文化的价值理念中简单推演出来的，也不是来自某些聪明人的整体设计，而是在科学实践中不断试错、改进而来的，至今仍处于调整完善之中。正因为如此，科学文化的制度规范，不能完全代替科学文化的价值理念，对科学文化的践行不仅包括遵循制度规范，同时也包括对价值理念的理解把握。这些价值理念和制度规范共同构成了科技界必须遵守的普遍规则，具有广泛的行为约束力。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2月8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的“科学文化译丛”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发布会上，多位学者就科学文化的起源与兴起，科学文化与启蒙运动，工业启蒙与科学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探讨。凤凰网主笔张弘整理。
不要把科学视为正确
李斌（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科学和文化这两个词，在我们的语言中比较宽泛和模糊，词义变迁也比较频繁，外延随着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人群有变化，甚至内涵在不同的时代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从1912年开始到今天大概有100本字词典，科学的词义，在工具书中基本上保持一定的稳定。词义包含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关注自然、社会、思维，第二反映的是客观规律，第三必须是知识体系。1912年民国的新词典，前面两个要素有，但是没有客观规律这一条，1956年的新华词典基本上具备这三个要素。今天对于科学，在工具书中一般都强调这三个要素。
考察科学作为形容词的用法，对判断科学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和影响，有一定的意义。1927年左派的作家就开始写了这样的话：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这可能是较早把科学当作形容词使用的例子。毛泽东在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1933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都把科学作为形容词来使用。1971年，《新华词典》明确的出现了形容词的释意。当前对科学形容词词义的使用可能很多，比如说你的方法不科学，要科学地看问题，等等，这些用法基本上是合乎情理经验的。
有科学家在批评中国民众科学观的时候，说民众总是将科学视为正确，但是科学界应该没有多少人认为正确是科学词义的选项，科学做的是有关真假的事实判断，词典也没有出现过正确这样一个译项，这种批评是因为不同人群对词义理解不同。为了让讨论和批评有效，就有必要在最基础的地方形成共识。
对于文化，我比较认同较为明确和可操作的定义，那就是价值观念及其在社会系统当中的制度化表达。人们心目当中的价值观念，如果不能制度化，便不能够成为文化。相应的，科学文化就是科学的价值观念及其在社会系统当中制度化的表达。
科学的价值观念，核心就是探求真理，揭示普通自然法则。这是它核心的价值理念，其次增进人类福祉，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以及作为一个体面的职业等等。求真的价值理念核心，尽管在古希腊已经出现，但是第一次真正形成制度化表达，却是在17世纪的英格兰。虽然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但是科学文化却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这是因为不同的地域对于科学的价值理念的认知各有侧重。同时，不同的社会系统也是千差万别，在不同的社会系统当中，其制度化的表达肯定会呈现出特色各异的科学文化。
至于科学文化与工业启蒙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工业革命系科学文化扩张的结果，正是科学文化的积淀，孕育出了一批连接科学兴趣和工业导向的地方性社团或研发组织，从而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大幕。我翻译的《工业启蒙》这本书，就是对这个观点的理论重构。这本书描述了工业启蒙这一概念，它是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是指两种有用知识，及其二者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孕育了工业革命。
使用工业启蒙的概念有几个好处，它打破了科学与技术之间无用的纷争，采取了对工业发展有用的命题知识和指令知识的概念，着重突出了两种知识的作用。第二点是，借助于这样一个工业的视角，打破了科学文化以自然哲学家为主的编史路线，采取了工匠和制造商的编史概念。第三是借助知识获取成本，打破了科学文化框架下，知识向中下阶层扩散这种居高临下的视角，采取了更符合经济发展和中下层的需求视角，突出了知识获取方式的重大变化。第四点是借助于启蒙运动这样的一个理论视角，打破了科学文化理论资源不足，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的倾向，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来整合启蒙运动已有的研究成果，着力突出工业启蒙运动在英格兰启蒙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对于科学文化，摆脱东西方的两分法
李正风（清华大学教授）：第一个，我们要把作为社会亚文化形态的科学文化，和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讲的科学当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或者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对于科学的发展可能有利的这种文化因素，适度区别开来。科学文化本身作为社会亚文化的出现，实际上和科学建制化的过程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我们16、17世纪以来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这个历史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从这些书里面也可以看到，国外关于文化探讨有名的著作，大多不约而同把目光集中到了16、17世纪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历史的分析，这个历史可以延续到更久远的时代，也可以延伸到未来，但是实际上它是和我们近代科学建制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理解科学文化的时候，有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就是怎么样使这种更适宜现代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能够和我们文化的建制有机融合起来。
第二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知识化，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向。这个过程当中，现代科学建制的出现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出现，尽管发源于西欧，但实际上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于科学文化的理解，要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这种简单的两分法。
其实，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国家和民族会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人类知识进步做出各有特色的贡献，相互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增强文化自信，不是要论证我们古代文化中有多少现代科学的因素，不是去论证我们古代曾经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做出来了多么重要的辉煌（这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是在未来科学发展过程和科学建制化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做出对世界有重要贡献的新成就。
宋以后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比较弱
张大庆（北京大学教授）：我们原来向往美国，认为美国是主张自由和平公正引领未来的，但是现在它不太愿意再引领了，要收缩，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反省。这和科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其实科学文化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的科学史家就提出来，科学文化将会是未来人类文化的引领，但是经过了二战以后，再经过了七八十年代的发展，我们的确看到了人类非常宏伟的全球化，但是目前又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浪潮，要各顾各的。比如说环境问题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发展，现在很多大国开始不愿意付更多的责任。
刚才提到了一带一路，我在去年10月份参加了摩洛哥一个科学史的会议，他们问中国为什么在1000年前引领了世界后来落后了？而阿拉伯问在中世纪的1000年，世界文明的导向在哪里？他说在他们那里，现在我们又要问，未来的1000年或者是未来的几百年，人类的文明向何处生？
中国在五四以后提倡新文化，就是科学文化，包括陈独秀先生讲科学要传播，但是至今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好。比如说现在传统和创新的问题，一直在两边走，北京大学讲了守正创新，什么叫做守正，其实解释是不一样的。怎么守正？
还有，中华文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我们怎么衡量？我们的四大发明，甚至讲五大发明，是宋代以前的贡献。在宋以后，中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比较弱的。只有很好的科学文化建设氛围，才能够为科学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
科学文化成就如何来衡量，如何来评价，在人类历史上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但到现在反而模糊了。现在我们对科学成就的评价，变成了数量化的统计，变成了SCI影响因子的评价，这是非常搞笑的问题，你做出来了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好的贡献，但是在评价的时候，要去统计数据。这就是科学文化的问题。
科学文化建制化的三个条件
王春法：这套书的跨度有八九个世纪，从历史发展来讲，科学革命、启蒙、现代科学的发展，从纵向的维度上展现了近代文化兴起的过程。第二，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比较好，遴选这套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选择了对学术界的科学文化理性探讨相关的著作，比如说《现代科学的起源》、《科学文化的兴起》等等，也有一些操作性的。第三，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和模式，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进入到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以来，对社会影响的程度越来越全面深入。科学文化的认知功能和创造功能、整合功能、渗透功能体现得越来越充分，而且在教育模式、思维方式诸多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相比之下，科学文化的制度化，在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更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只有把价值理念固化在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制度规范之中，才能通过一定标准识别、评价和指导科学活动参与者的科研行为和交往方式，并通过一定的教化、规训程序，使新进入者理解并身体力行科学活动的要求，进而有效调节和规范科学活动的认知行为和社会行为，保证科学文化以至科学活动作为整体的延续性。
一般来说，科学文化的制度规范，是多层面、多维度制度的总和，既包括正式的制度规定，也包括非正式的行为规则。一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制度规范，包括对科学家科研过程和结果的要求，比如观察的可靠性、推理的严密性、结果的可检验性等等，这些要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进一步细化为对实验设计的规定、对实验过程的规范、对重复试验的强调等等。
二是关于科学家之间合作、交流、评价、监督的行为规范，包括关于科学知识共享的安排，同行评议的质量保障机制，优先权的确认，科学奖励制度等等。
三是关于科学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制度规范，包括国家对科学活动的法律规定，如宪法保证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专业机构的特殊组织原则，如把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的大学制度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科学文化在价值理念层面的内容，往往具有总括性、模糊性、多义性，不可能通过条理清晰、整齐划一的制度充分表达出来，有关科学活动的各种制度规范，并不完全是从科学文化的价值理念中简单推演出来的，也不是来自某些聪明人的整体设计，而是在科学实践中不断试错、改进而来的，至今仍处于调整完善之中。正因为如此，科学文化的制度规范，不能完全代替科学文化的价值理念，对科学文化的践行不仅包括遵循制度规范，同时也包括对价值理念的理解把握。这些价值理念和制度规范共同构成了科技界必须遵守的普遍规则，具有广泛的行为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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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向左，经济向右？不少人对中国当下时局的这一判断，契合了部分精英群体的困惑。即使是针对党内而突出强调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矩，以及不得妄议中央，其所带来的震动已扩至整个社会层面。
如何读懂十八大后的中国时局？去年底，深圳，第二届大梅沙论坛期间，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周为民接受凤凰评论《高见》栏目独家访谈。
周为民认为，十八大后，以反腐败为重点的全面从严治党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其应有的目的来说，反腐包含三重意义：重振纲纪，重建官场生态，重新澄清基本的政治伦理，“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周为民亦指出，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健全发展党内民主，有效保障党员能够行使党章确认的党员的权利（当然与遵守党的纪律、履行党员义务相一致），从而凝聚起广大党员。
对当下一些党内外人士对时局的困惑，周为民向凤凰网强调，意识形态给社会各群体提供的预期具有全局影响力，因此要正确恰当评估当前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
访谈嘉宾：周为民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原主任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凤凰网主笔陈芳
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有三重含义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十八大后格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且力度空前？
周为民：从严治党是历来强调的，但十八大以来，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确有特殊重要性和紧迫性。十八大提出党要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四大考验，指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突出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现在集中体现在反腐上，首先是要整饬纪律、重振纲纪。为什么？若干年来，种种矛盾、问题非常突出，得不到有效处理，不断积累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纲纪废弛，腐败的滋生蔓延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的确很危险。
凤凰评论《高见》：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着很强的问题导向，是针对什么问题？
周为民：重振纲纪的同时，是要重建官场生态。多年纲纪废弛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官场生态的恶化，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官场生态已经恶化到相当严重的地步，这种局面必须扭转。
与这两点相联系，是要澄清一些基本的政治伦理。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也直接导致政治伦理上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荣耻的错乱。一些官员似乎已经不知道、不在意作为一个官员（更不用说作为共产党的干部），真正的体面和尊严在哪里、是什么了。而这种状况对社会是有极强烈的腐蚀性的，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凤凰评论《高见》：你刚才讲的纲纪废弛、官场生态恶化、政治伦理错乱等问题，长期积累，甚至官场中不少人习以为常，为什么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解决？
周为民：口号一直是都有的，但怎么以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从制度层面体现从严治党，一直是比较薄弱的，这就导致了这些后果。如果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执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又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党就会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大面积腐败，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这样最高层级上的腐败，还不说明党的肌体正在发生变质吗？当然这还是局部的变质，但其严重程度也已经触目惊心了。从这方面来看，十八大后强调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以反腐败为重点来从严治党，其应有的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救党。
党内民主为反腐提供制度保障
凤凰评论《高见》：强力反腐，从严治党，但在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认为反腐是不是选择性？还有党内出现人人自危的现象，一些人感慨过去大环境如此，现在来抓是不是人人都有问题。这种声音背后其实是对反腐的不确定，对这种声音你怎么看？
周为民：这些问题都需要重视，但首要的和最紧急的是要遏制住腐败，这是救党、救军之举的要求。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腐败导致亡党亡国不是一句空话。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任务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除党自身的制度改革，还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与全面从严治党联系在一起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有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对反腐败来说也是一项治本之策。我一再讲，腐败是什么问题？腐败是官场侵犯市场的问题，是本来应该由市场配置的资源，被过多控制在权力手中导致的。因此，明确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尽可能把由权力过多控制的资源交还给市场，既是完善市场体制的要求，同时对腐败也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凤凰评论《高见》：从党的建设角度来讲，制度上体现从严治党，最根本的是什么？
周为民：从制度建设上体现从严治党，根本还是要认真推进发展党内民主。对民主的理解，首先我想应该从功能的意义上去理解。
凤凰评论《高见》：而不是从意识形态。
周为民：对，从功能意义上来理解民主，民主的实质就是权力制衡。一定要在这方面着力，按照这样的方向真正发展党内民主，来推进党的建设和制度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当中非常关键的干部制度改革，也要按照发展和健全民主制度的方向来思考设计。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免干部队伍的逆淘汰现象，体制制度的缺陷导致真正优秀的干部上不来，能够上来的有不少往往是投机钻营、吹牛拍马和一味谋取官位来谋求私利的。如果这种逆淘汰现象得不到纠正，一定带来整个干部队伍的劣质化，这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警惕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脱离广大党员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规矩？
周为民：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这同样是治党中一个具有基础性的问题。按照党章规定，保证每一个党员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提出意见建议、批评和要求的权利，要认真对待，充分保障，否则党心是凝聚不了的。
凤凰评论《高见》：怎么理解妄议中央？
周为民：我们党历来强调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我多次讲在这个最大危险当中，首先存在的一个危险，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脱离广大党员。如果这样，这个党人数再多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没有向心力、凝聚力，党员感受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很多普通党员，面对转型时期的矛盾和危机，的确是忧党忧国的，可以说谈到很多问题都是痛心疾首的，但是没有足够有效的渠道来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建议和批评，甚至总是处在被压制的状态，这样一定导致实际上的人心离散。
凤凰评论《高见》：有分析认为现在是重新唤醒党章，它和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为民：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整治纪律、重振纲纪；另一方面要着力去健全发展党内民主，让广大党员能够切实行使党章规定的权利，从而有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
凤凰评论《高见》：正本清源怎么讲？
周为民：正本清源，就是一定要澄清过去在党的基本理论上存在的一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
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这是一直强调的，但现实当中一个不必讳言的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好像越来越不被人当回事，甚至认为那套东西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种现实跟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地位形成巨大反差。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少人也在不断呼吁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为什么效果还是不理想？
如果把这样的问题简单归结为所谓政治立场和西方影响，那是不得要领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长期所了解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是从苏联来的，是和苏联模式相联系的一套意识形态观念体系。这套东西跟本来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重大区别的，用中央的话来说，就是其中存在不少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是这些东西错了，过时了，但它一直被误以为就是正宗的标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很多人好像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过时了。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针对这个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如果其中的不少内容，还在沿袭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还把它当成是马克思主义，那么越是强化对这些东西的宣传，就越是适得其反。
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仍需正本清源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今天我们依然要强调正本清源？
周为民： 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在党的思想理论上正本清源的任务，强调要重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是和正本清源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把思想从苏联模式和苏联意识形态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今天既然要全面深化改革，而且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也就需要继续推进这项工作，继续正本清源，不能够再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的错误观点，当作是马克思主义来传播、强化。
凤凰评论《高见》：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30多年了，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今天反复出现这一问题？
周为民：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正本清源这项工作确实取得很大的成效，集中到一点就是新的理论创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也一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革命性的改革的命题。很多人问什么叫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一般讲当然是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但是不要忘记它最直接最现实最深刻的含义，是强调一定要摆脱苏联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对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来说的。
凤凰评论《高见》：现在提出正本清源，正什么，清什么？
周为民：还是进一步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认识。
改革开放一开始所面临的思想理论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左的东西，每向前走一步，都是在克服这些阻力。这些左的东西虽然存在，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改革在顺利推进，社会普遍受益，那些左的声音起不了太大作用。
但是近若干年情况有所不同，转型时期、转轨过程当中很多矛盾问题在积累加剧，有些问题发展到相当严重甚至失控的程度，引起社会上很多群体的广泛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任意想象过去，任意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觉得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好像没有贫富悬殊、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等现象。这实际是因为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一种对过去的想象。
对现实不满的人开始想象、美化旧体制
凤凰评论《高见》：为什么会出现想象旧体制、美化旧体制？
周为民：左的极端思潮认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的，解决办法就是要重新肯定过去的体制，甚至公开主张要重新肯定文化大革命。因为矛盾、问题的积累加剧，这样一种左的极端思潮，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蛊惑力。在意识形态上，如果利用民众的不满，来重新主张过去的一些极端的左的思想和观点，那就是严重的问题了。对这种极端的左的东西是需要特别警惕的，包括各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事实上，改革开放不仅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也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这一点很多人不能接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搞市场经济搞出这么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这么大，怎么还敢说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对收入差距包括更重要的财产差距，是要认真来对待的，但是以为旧体制之下很平等，没有这些问题，那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
凤凰评论《高见》：具体指什么？
周为民：想一想旧体制下中国的农民，想想中国农民的当代命运和他们遭受过的重重苦难。旧体制以诸如户籍制度、商品粮制度、城市消费品配给制度、就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政策构成一道坚硬的壁垒来隔绝城乡，把农民挡在城市之外，人为地把社会成员划分为两类不同身份的人，一类是乡下人，农民，一类是城里人，职工，由这种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是全面的机会不平等，几乎一切机会对农民都是封闭的。这是举世罕见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是在人的基本权利上的严重不平等。当然计划经济有它不得不这样做的苦衷，但毕竟这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而且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是怎么打破的？
周为民：是改革开放打破的。农民终于有了进城的自由，以及到城里去打工挣钱、争取脱贫致富的权利，这是不是空前提高了中国社会的平等程度？当然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包括农民工的地位、待遇、所受到的歧视等等，而现在这些问题，恰恰是旧体制之下严重的不平等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
认为旧体制之下没有腐败，又是一个任意的想象，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旧体制之下那样一种高度集中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权力，你说会没有腐败？
凤凰评论《高见》：但大家观感上觉得旧体制之下好像比较清廉。
周为民：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那时的腐败主要不表现在贪了多少钱，而是表现在各种特权上，倚仗特权的各种各样腐败同样是触目惊心的。改革开放以后，搞市场经济，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这时的腐败更多表现在倚仗权力来攫取钱财。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旧体制之下，整个社会的公开透明程度是很低的，很多情况民众根本不可能知道。现在信息传播方式、传播技术的变化，已经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
极端的左的思潮，包括主张用过去的办法，甚至文革的办法，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他们所使用的基本思想资源，就是过去被高度简单化、教条化了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他们对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基本上沿袭苏联意识形态和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这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这样来处理今天的矛盾和问题，一定要出大乱子。哪有执政党主张阶级斗争的？执政党的基本责任是要尽可能充分维护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社会的团结与和谐，防止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而决不能鼓动社会对立，制造所谓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都需要从基本的理论上去做进一步澄清。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不能够背离这个方向。左的东西的要害就是动摇、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对这样一套左的东西不能够含糊、暧昧、甚至迁就，更不能够有意无意去试图利用。
左的思潮一旦蔓延，会严重恶化党内和社会上的政治风气，一定导致很多宵小之徒的政治投机。要看到，在中国凡是政治投机，总是向左的方向去投机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就中国发展的全局和长远提出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不能忘掉。
意识形态要给公民提供安全的预期
凤凰评论《高见》：常听到不少人提出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资源起决定作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又感觉到呈现收紧态势。中国究竟往什么方向走？
周为民：意识形态是有全局影响力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提供预期，对企业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社会各群体也好，起到一种提供预期的作用。环境是不是安全、对未来是不是确定，人们会通过意识形态的状况来作出判断。为什么说极左的东西有害呢，就是因为它提供的是一种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
意识形态的核心目的，是要赢得人心、凝聚人心。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整天喊打喊杀能凝聚人心吗？那不是造成人心恐慌吗？因此一旦意识形态上给社会提供的是不安全、不确定的预期，在其他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凤凰评论《高见》：类似的警醒其实并不算多。
周为民：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左的东西沉渣泛起，人们还是不放心的，还是有疑虑的，这样就很难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活力了。如果再以简单、强制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问题，那就更会导致人心疏离，影响党与社会各群体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同时也会加剧意识形态方面的虚假化，使人们为了安全都以所谓“政治正确”的假话空话互相敷衍，更不用说那些正好以此投机的了。这是道德的堕落、思想的腐败和政治风气的败坏。
海外有些议论常简单化地说邓小平是什么“政左经右”，这个看法不对。邓既不是“经右”，也不是“政左”。邓小平开辟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大局，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推进思想解放，排除左的障碍，这样才焕发出全党全社会的生机和活力，才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那种局面：“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全局的影响。意识形态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开放包容，就有感召力、凝聚力，就有全局的主动，反之就会导致全局被动。
凤凰评论《高见》：如何有效防止左的危害？
周为民：要防止左的危害，首先要恰当地认识评估当前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状况，不能任意夸大敌情，不能把思想文化上的一些现象或者问题简单笼统地看成阶级斗争，不能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状况看成是战争状态，甚至把党在这个领域的处境，看得跟孤守于四面受困的山头一样。
同时，还需要特别防止那样一种现象：本来是一些机关一些干部自身工作没有做好，但出了问题就编造、夸大“敌情”，滥用什么“敌对势力”作为诿过卸责的遁辞。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的实力和过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有底气，这是好的。但一定要防止轻躁虚骄，不能把强调中国特色狭隘理解为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独一无二，和任何人不同，别人那套东西统统不足为训。要看到，非常重要的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外部文明有足够的包容、吸纳和融合能力，不仅能以“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大度安顿、欣赏外来文化，而且会以“西天取经”的精神不畏任何艰难地主动去学习外部文化，而且以真诚的敬重对待它，把它尊称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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