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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卫国:产业升级是个伪命题

2010年06月29日 08:09
来源:经济观察网 作者:邹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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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评论员 邹卫国 产业升级成为时髦的概念。大家都在讨论如何进行产业升级。

具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刘易斯拐点”也成为流行词,大致是说,在工人不再无限供应的情况下,产业发展面临一个新的转型。

无利不起早,这些概念的流行背后究竟是什么?

我们需要厘清一个概念,中国的产业升级是否是一个问题。

在很多时候,将产业升级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其实是一个错误。事实上,中国的产业升级从未停止且速度并非缓慢。

我们可以先从产业升级的概念入手,来厘清这个问题。

看待产业升级有两个角度,一个是从产业链的角度,一个是从资源利用效率或者说投入产出的角度。

来自产业链的视角,是最通常的使用。

从最上游能源、原材料到下游与消费者打交道的渠道,全球商业是一个极其繁复的链条;同样在各个环节内部,同样有一个国际和区域分工。另外,从价值链上,也存在着从研发、制造、到销售、营销等等的环节。然后还包括为这些环节提供服务的厂商。

产业链纷繁复杂,各环节上的竞价能力不一。对于各个环节的利润,有一个著名的“微笑曲线”经验来概述:以产品的价值链上下游各环节为横轴,利润率为纵轴,将各环节的利润率连起来,会形成一个两天翘,中间低的曲线。这个曲线表明:制造环节的利率是最低的,研发和下游渠道利润最高。

一般而言,产业升级要么是从微笑曲线的中端往两端走,要么就是把微笑曲线往上提升。从各个环节附加值的角度看,存在着一个从低端到高端的分布。而整体产业从低附加值往高附加值上的移动,被认为是产业升级的一种形态。

另外看待产业升级的视角来自投入产出。产业升级被认为是产业效率的提高。

这是一个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视角。即从粗放式的产业形态往精细的、集成化的产业形态走。在这个视角下,这是和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的概念。

从大的面上说,工业化是产业升级的一个表现。更早的时候曾经流行过后工业化的概念,后工业化是知识对经济体系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的描述。后工业化同样是产业升级的一种表现。

无论是从何种视角入手,一个事实不容否定: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一直处于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化这个典型的产业升级现象说明:中国的产业升级从来没有停止过。并且由于中国工业化进程之快、范围之广,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在这30余年似乎不逊于任何其他国家。或许可以断言:在过去30年,中国是全球产业升级最快的国家。

那么,中国的产业升级为什么到现在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呢?

回想起来,对中国产业升级的主要指责要在200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最近一轮起飞之后。这一类的指责中,最初的强烈指责是若干行业产能过剩,或者说重复建设。

实际上,从这年开始,中国民营资本正式展开了新一轮的升级:即从轻工业资本,转向重化工业。在已经获得政策开放的重化工业领域,是这些资本进入的主要地点。当时民营资本的主要焦点是钢铁行业。

工业化进入到重型阶段,是产业升级的重要表现。

当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二年,中国经济正式全面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由于中国本身的资源禀赋,比如说便宜的劳动力和土地,外资涌入并带动中国工业发展迅速提速,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从这年开始,中国的消费品生产逐渐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

此过程中,轻工产品要不断实现扩大再生产,原材料、机器装备、能源的需求猛增,包括要求与之配套的交通物流等公共设施需求等,重工化时代随之来临。这是中国上一轮工业化进入重型化的大背景。

不过,中国民营资本在重型化的过程中,遭遇了巨大阻力,相当的一批重化工项目,因宏观调控受挫。当然,此过程中也诞生了中国民营的世界500强企业——沙钢集团。

这一轮的产业升级大体上是被忽视和打压的。最初,产能过剩成为最主要的争议焦点。这个争议一直持续到现在。后来,由于重化工业大都属于高耗能产业,某些环节还会产生高污染,环保的争议随之成为焦点。

这一轮产业升级被打压,在很多人看来是国有经济与民间资本的利益冲突。在重化工领域,一直是国有资本主导,新资本的进入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圈,形成了新的食物链,而这受到了原有力量的制约和抑制。

不过,从工业化带给中国经济这一轮的高速、持续增长可以得出结论,这一轮经济的重型化,也是中国产业升级相当迅速的时期。从规模和增速来说,相较之前的10年,这一轮的产业升级范围更广、规模更大、速度更快、影响更深。

当然,有关中国产业升级的争议中这一过程中也随之变得更加激烈,到目前更是达到一个高点。

对中国产业现状所导致的问题的不满,是新一轮产业升级过程中的相关争议的基础。

这些部门的最主要论据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数量扩张型,以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表现在中国单位GDP所需要的物质消耗是发达国家的数倍。由于资源有约束,供给有天花板,产业发展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将难以承受,由此结论是:中国不具备可以持续发展的基础。

对中国产业现状所导致的问题的不满是一回事,针对这些不满所采取的对策是另外一回事。

回顾整个中国产业升级的历程,实际上是有清晰的线条可以描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体由一个半工业化社会起步,展开工业化进程。纺织品、彩电等一般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扩张,中国主要工业品生产也逐渐处在全球的前列。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全球产业链全面打通,并形成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世界工厂的角色。此过程中,扩大再生产的不断推进,生产资料需求被强劲拉升,由此中国展开了新一轮的重工业化进程并一直延续至今。

从中国的发展脉络看,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没有轻工业的蓬勃,就没有重化工业的产业基础。从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很多政策的失效表明,中国的产业现状的形成,是中国产业发展内生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产业升级本身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其实是一个错误。如前面所说的,中国的产业升级从未停止、速度并非缓慢。

以此理解,对中国产业现状所导致的不满,应该是关于中国是否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的问题:这在本质上是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的进一步工业化能否继续的问题。

回顾中国产业升级的历程可以说,中国的产业升级在很大程度上说内生性的。这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他是由中国经济内部因素影响而自行变化的因子。

轻工业的蓬勃,基于中国的半工业化,而重化工业的崛起,则是基于庞大的轻工业的不断扩张和发展。这些是任何其他力量也决定不了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政策上给予中国产业升级的某种特定指向,可能会导致严重问题。

产业升级的下一步,一定是基于当下的产业基础是什么。在某些时候,要求中国产业升级成某种形态,这就像我们连砖头有没有都不知道,就试图像要盖一栋房子一样可笑。在中国产业升级的问题上,我们发现了太多的类似要一夜之间建成紫禁城的想法。

微观一点,比如说,中国的很多工厂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管理农民工问题,即如何组织这些没有受到良好职业培训的群体,能够有效率的完成工作。如果要拿目前商学院的那一套最前沿的管理理论来使用,可能工厂的管理要出大问题。这个时候,100年前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会更有优势。

将加速产业升级作为政策目标,为政府干预相关产业运作,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可能是当下产业升级成为热议话题的重大背景。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理论基础事实并非全然符合事实,且这样可能导致政府对于相关产业的过度干预。在产业升级问题上,恰恰这是最大的风险。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没有停止,甚至在加速说明,只要制度松绑,中国的产业发展就会基于原来的基础迅速发展起来。从这个历史经验看,为民间资本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商业、社会和政治环境,是当局最应该做的事情。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内生出符合中国发展利益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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