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22日电 香港《明报》22日刊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的文章《中国迅速复苏的根源》。文章说，在全球危机来临时，中国经济运作良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采取的谨慎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早期自我调整，使经济位于相当有利位置。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积极参与可防止经济过度起伏，这也是西方国家在发展初期所遇到的问题。

文章摘编如下:

中国GDP预计在2009年年增长了8.7%，又一次是世界各国最快的增长率，第四季增长率达到10.7%，而2008年第四季增长率只有8.7%。对其它各国而言，中国能轻易地摆脱金融危机，2010年如此强劲的增长速度预示2011年的增长也不在话下。

但事实上，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是易事。金融危机发生之初，中国迅速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起到关键作用。早在2008年10月，也就是危机刚发生之时，为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由此产生的财政赤字相当于2009年GDP的3%，产生了3%的GDP增长，而2008年的赤字理论上几乎为零。

中国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2009年，银行放贷增加了34%，M2货币供应增加了27%。虽然货币增发加大了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风险，但这确实保证了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来临之时，没有跌入深度下滑。其它政策也有效地刺激了房市和车市的消费需求。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这没有解释其它采取更激进政策的国家为什么没有达到同样快速复苏的效果。还有，为什么中国似乎有更多的选项来实施政策。

危机爆发前，中国预算实际上是盈余的，政府的债务和GDP比率只有21%(现在约为24%)，远低于其它主要经济体国家。这就给了决策者更多自由来扩大支出应对危机。而且，在雷曼兄弟倒闭之时，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也很低。这也允许中国政府有更多的政策选项。

反周期手段 防止经济过热

进一步来说，在全球危机来临时，中国经济运作良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采取的谨慎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早期的自我调整，使得中国经济位于相当有利的位置。从2004年起，中国经济开始了一轮快速成长，但政府官员并没有放任其自由发展，而是采取了反周期手段，防止经济过热。

在经济快速增长之时，政府更加大了调控措施，预防资产泡沫、地方政府过度投资、中国商品在全球市场上的过度泛滥等。房市过热在2007年9月底结束，防止了全国范围上的崩盘，而随后股市泡沫也得以控制。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大量投资项目被叫停，控制出口增长放缓的措施，包括人民币20%的升值和出口退税大幅缩减，将增长率从约30%降低到2007年后期更为理性的17%。

于是，到了2007年第四季，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年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降温。从2008年第四季的13%增幅下降到2009年同期的9%。

简言之，中国在全球危机爆发的一年前就开始调整政策，这比其它国家都来的要早。由此得到的经验就是:政府在经济过热之时就要迅速采取措施，不能过度追求增长。这样的做法对于发达国家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有效。

宏观经济政策 依赖行政干预

当然，中国经济也有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或许过于依赖“行政”干预。当绝大多数主要市场参与者对市场信号不太敏感之时，这就需要像中国那样，采取行政手段来控制事态发展。过去30年的行政干预说明，至少在绝大多数时间，中国一直对经济过热保持警惕，一旦出现就出手干预，而不考虑“聪明的”市场参与者的抱怨之声。

当然，有关部门有时也过于敏感，但这对于经济发展之初，对于第一代那些具有“兽性”的年轻公司而言，过度防范或许比不作为要好。实际上，当国家经济增幅持续超过9%时，政策监管者的警惕也是正常的。

毋庸置疑，宏观经济管理过度也会延迟必要的市场导向改革措施的出台，但金融危机告诉我们，21世纪的市场经济需要政府有效的参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积极参与可以防止经济过度起伏，这也是西方国家在发展初期所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