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 刘涛

2008年11月5日，正值全球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中，本着“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指导思想，中国政府果断宣布将在未来两年内投资四万亿元以刺激国内经济。或许是数字本身令人印象深刻，该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通常也直接用“四万亿”来指代。

一年后蓦然回首，竟发现全球经济不经意间快要走出危机泥潭了。但若要以三言两语解释清楚这背后复杂的逻辑恐怕也不容易。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例如，可能是在全球“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的承平年代中沉浸已久，人们在这场号称“百年一遇”的世纪危机面前缺乏足够心理准备，难免不知所措，对于其严重性有所夸大；当然，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在过去一年间，世界各国方能摆脱“以邻为壑”的传统思维，坚定地团结在G20峰会的大旗下，充分发挥国际政策协调的有效性，因而各国也得以先后步入经济复苏上行通道。

但具体到中国而言，四万亿对于遏止经济下滑、推动经济反转显然是功不可没的。回过头来看，去年第四季度中国GDP陡然降至6.8%、今年第一季度更触及6.1%的谷底，在出口急剧萎缩、消费难堪大任的情况下，若没有“双松”搭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特别是没有今年前三季度投资33.4%的高速增长，短短半年内，中国经济就能恢复到第三季度8.9%这样的步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自四万亿出台之日起，怀疑和批评的声音就从来没有停歇过，并呈现出两极分化态势。基于自由经济的保守观点认为，政府其实不必干预经济，因为反危机措施本身会扰乱市场经济的内在稳定和修复机制，饮鸩止渴的结果不过是使得经济复苏形态从原本的U形变异为W形、甚至L形，徒增复苏的时间成本和社会财富损失而已。此外，即便是较为中性的观点一般也认为，过于强势的政府主导型投资，若运用不慎，将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实际政策执行效果来看，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

而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则强调，四万亿的刺激力度还远远不够。理由是，四万亿一揽子计划中，很多都是早已纳入规划之列的建设项目，如汶川地震后重建、京沪高铁等，有新瓶装旧酒之嫌，其效果令人怀疑。

的确，四万亿是一个仓促背景下的应变政策，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质疑四万亿的人们没有意识到，对于外部经济环境急剧恶化的中国而言，四万亿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央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发出的一个积极信号，用以鼓舞低迷的市场信心，借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就是，“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在中国经济的现实语境下，自由市场信念不足以提振这种信心；而纠缠于实际投入到底是两万亿还是四万亿也没有必要。关键是，它最终产生了效果。

即便是现在，在中国经济刚刚进入复苏阶段时，仍不可轻言四万亿的退出。事实上，由于四万亿所涉及重大建设项目投资的不可逆性，也根本无法轻易退出。我们同意并主张，在当前中国经济实现“保八”目标几乎已无悬念的前提下，调整经济结构和保持经济均衡发展应当成为下一步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但这一重任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可能将更多通过货币政策、外贸政策、产业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手段来实现。特别是，若要“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适度微调货币政策势在必行。

但在一个更为长远的后金融危机时代，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还需借助制度变革和鼓励创新来实现，而不能继续依赖短期财政投入的“萧条经济学”思路。同时要认识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经济体而言，就长期来看，靠消费而非政府投资拉动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解决外部失衡的必由之路；而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民间资本才是活力源泉。

需要提醒的是，每一次重大危机都将对政策制定者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如何避免从危机中汲取错误经验教训就显得尤为必要。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直到今天，资本账户严格控制和外汇高储备的思路依然主导着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因此，当我们事后总结这一次危机所带来的精神遗产时，切不可片面夸大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否则将给中国市场经济带来过多计划干预的色彩，为“国进民退”寻找到支撑理由。

（作者系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