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第13届世界湖泊大会上做主题报告时称，应以人为本，协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者间的关系，“否则就算经济上去了，也会出现开着宝马汽车、喝着污水的尴尬局面，那是对现代化的一种讽刺。”（详见昨日本报A03版）

周部长阐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即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环境的恶化为代价。在这里，“开宝马”代表的是经济指标，而“喝污水”代表的是环境污染，借用这样一个简明而形象的比喻，我们正面临的现代化困境跃然于纸上。

不得不说的是，周部长说的这种情况，只可能出现在嘴上和纸上。现实中，开宝马的决不会喝污水，而喝污水的也绝对开不起宝马。远的如已经逐渐淡出公共视野但事实上仍然存在的癌症村，近的如这两年呈集中爆发之势的重金属污染事件，都在诉说着这样一个更加冷酷的现实:越贫困，越污染，越污染，也就越贫困。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出现在偏远而贫瘠的乡村，那里的村民不仅无法享受发展带来的经济成果，相反，几乎承受了环境透支的所有代价。那些拿走了几乎全部发展果实的人在哪里？是的，他们开着宝马已经远去，甚至他们从来不曾与“污水”接近过。

当然能够理解这仅仅是一个比喻，并没有过深的含义，因而无须过度阐释。但应该正视的是，在这种比喻之下，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制度不公。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出现“环保拐点”，韩国等新兴发达国家则是6000美元左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在度过了不可避免的“开着宝马喝污水”的“拐点”后，我们是否能够消除本不该出现的“开不起宝马喝污水”的社会现实？这才是最可怕的问题。

开着宝马而不喝污水，当然是一种更高的追求。但现在，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是“开宝马的”怎么样，而是那些开不起宝马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他们喝污水才是对现代化最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