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精神共同体

长江商报:你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一个民族要形成自己独立的健全的精神谱系，逐步造成一个足以与世俗世界抗衡的精神共同体。我们曾有过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吗？ 根据你的观察，最近二十年来，我们还有可能重新形成这样的精神共同体吗？

傅国涌:就历史来看，晚清时在戊戌变法前就有一个追求维新变法的精神共同体，在广东、湖南、上海、北京等地，他们不仅在理念上相通，而且付诸了行动。五四时代围绕着《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人们就是一个精神共同体，虽然他们出现了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这批人和他们的读者群，通过《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一直到1940年代后期的《观察》周刊，在现实中的影响绵延数十年而不绝。这样的精神共同体不是雷霆霹雳，不是急风暴雨的力量，并不是要包打天下，许多时候甚至抵挡不了暴力的呼啸。它是一种和风细雨，是空气、阳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它给社会提供的只是方向感，也就是核心价值。

但是从长远来看，一个正常的社会是靠这样的精神共同体支撑的。在传统社会，支撑这个精神共同体的是知识分子，而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的转型，可以说像张謇、卢作孚等新型企业家也是创造精神共同体的一支积极力量。他们推动社会变革，也许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显山露水，但却往往因稳健而坚实。中国在变革中，在这一变革的时代，我们要寻找有益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本土资源，也不能忽视寻找有益的企业家精神的本土资源。

企业家获得创造力离不开外部环境

长江商报:现在谈商业伦理是一种时髦，而谈它便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如何得来的，第二，他后来在竞争中胜出是靠市场（技术、管理和商业模式）还是靠权力（主要是行政垄断），这是伦理问题，更是法律问题。回看近代“大商人”，他们有没有“原罪”的困扰？对解决这两个问题，历史能否给我们一些启迪？

傅国涌:我所说的“大商人”，特指那些创办民营企业的近代企业家，和富豪、有钱人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不包括官商，也不包括那些靠权力发迹的商人。“企业家”本来是有特定内涵的，不是什么人都担当得起，只是这个概念今天被滥用了。对于我说的这些“大商人”，他们的第一桶金是干净的，不存在“原罪”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一方面是风云际会，赶上了创业的好时光，一方面是他们自身的天赋和努力，他们与权力的关系不是一种依附和交易关系，但也必须与权力打交道，与权力博弈。大凡成功者只是在权力的夹缝中幸存下来，并发扬光大的。他们走过的道路，他们提供的出色示范，已经给今天有志于办企业的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长江商报:从你的书中，我们注意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企业既因依附权力得利，而又因为官方的觊觎而危机重重。从洋务兴起、官督商办到一战后大批民族资本的兴起，乃至今日的垄断国企等等，权力始终是中国商业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因素。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工商阶层的发达，既可能与权力合流而成新贵，也可能与权力抗衡而引起社会的变迁，为何有这两种走向的差别？

傅国涌:从资本的性质来说，官企或者说垄断性的国企，本来就是权力的产物，与民营工商业之间有着天然的鸿沟。 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民营企业的处境总是艰难的，不同的人因此有了不同的选择，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候也会有不同选择。国民党在1927年上台之后，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豪门资本，以及资源委员会掌握的官营资本，处于绝对强势，荣家企业、刘鸿生企业、民生公司、永利公司和刘国钧的大成公司等等，几乎所有成熟的大型民营企业，几乎都一而再地面临被官资、官企吞并的危险。荣家兄弟、刘鸿生、范旭东、卢作孚为此吃够了苦头。所以，卢作孚才会感叹:“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当他们寻求国外贷款时不仅得不到官方支持，反而是常常被裹挟。在我的这本书中有很多具体的叙述。民营企业今天的处境企业家们心中更清楚，我相信前人的经验教训对他们一定会有启发，包括那些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技巧。荣德生早就明白，政府只要让人民安居乐业，收税即可。如果政府能充分发挥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如果不能使用民力，即使一切官办，也没有用，只是徒增浪费而已。

趋利避害是基本的人性，如果时代没有给工商阶层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只有靠与权力合流才能立足，才能发展，那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自然会走这条路。如果有一定的社会空间可以容许他们选择，他们中的一部分乃至多数都会选择自主发展，保持更多独立性，显示自身的独立价值，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采写/本报评论员 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