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发自美国)

近段时间，北京市最大的棚户区开始拆迁改造。3年内该地区8.5万居民将搬入新居。这一地处门头沟、有“城中村”之称的棚户区占地面积约7平方公里，房屋建筑总面积约136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约占60%。区域内低矮破旧的平房多年失修，甚至地基下沉、墙体开裂；同时基础设施严重滞后，道路完好率低，居民出行难；水、电等管线老化陈旧，居民吃水难、用电难，成为城市发展的死角。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改造并不是像流行的拆迁那样把原住民迁至偏远的城外，而是参照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标准设计安置用房，并且所有的安置房距离棚户区不会超过1公里，居民基本上步行5分钟就可到达公交或轨道交通站。

治理棚户区是个非常困难的工程。即使是发达国家，这一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北京的这一动作效果如何，自然有待时间检验。不过，这种改造棚户区的原则和方式，则颇有值得肯定之处，同时也说明，经济适用房在现代大都市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棚户区是个历史的问题，也是个世界的问题。人类自有城市开始，就有棚户区。在很多国家，棚户区是贫民的聚居地，环境差，犯罪率高，被视为城市的癌症。同时，棚户区的居民又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在西方的语言中，棚户区有各种叫法，不过在英文中最流行的，一个是slum，一个是ghetto。前者语源不清，但最初有“后巷”之意，指那些被尊贵者所遗弃的地区，如今被用于描述贫民区；后者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比如在威尼斯，这个词指倾倒矿渣的地方，也是“异类”犹太人的聚居地。犹太人因为长期受歧视，只能在城市破落之角聚居。后来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犹太人在被关进集中营之前，大多住在ghetto中，致使这一词在西方很风行。在美国，遭受重重歧视的黑人，一度也只能在城市最破落的地方聚居，这些地方也叫ghetto。这两个词反映着西方的棚户区的两大成因：一是城市中长期存在低收入阶层，他们只能选择被“体面”阶层遗弃的地方住，最后形成了贫民区；一是社会偏见用种族、宗教等原因把一些群体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们因为受到歧视而形成了自己的“贱民区”。

中国社会在文化上相对平等，棚户区的形成主要是经济原因。但是，自古中国也有贱业。比如在旧北京，从事淘粪、拣破烂、娼妓业等人群，也都有自己的聚居处，不为主流社会所容。如今的许多外来农民工，实际上也难在城里找到立足点，最终选择破落的地区而聚居。

城市的现代化，必须对这些棚户区加以改造。否则棚户区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和经济痼疾难以去除，会形成世代的贫困和社会问题。各国也都试验过各种措施来应对。虽然这些措施根据各国的国情、发展程度而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棚户区的问题不可能靠市场竞争来解决，而必须靠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来解决。特别是在西欧各国，在用保障性住房消除城市贫困上已经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效果。

令人遗憾的是，最近反对经济适用房的人抬出一套新理论，说外来农民工受限于户口门槛，难以享受经济适用房的福利，所以根本不该建设经济适用房。但是，像门头沟棚户区中的居民，许多是世代而居的城市居民。上海过去的棚户区也是很出名的。如果没有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这些人的居住问题如何解决呢？你能让他们在市场上买房子吗？

一个繁荣健康的社会，没有市场万万不行。但仅有市场也是不行的。市场经济只有配合以健康的社会政策才能有效地运行。在经济适用房问题上，市场原教旨主义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