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医疗改革其实更需要做加法

作者:毕舸

取消公费医疗，不应当将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回到与其他社会群体同样的低水平医疗保障中，造成“我们以后也看不起病”的担忧与恐慌，而是要提升包括农民、农民工与私企职工在内的社会各个群体的医疗保障水平，形成合理化的公共资源投放、兑现新医改全面完善医疗保障的承诺。

北京平谷区为北京市医疗改革唯一试点区，5月起在全市率先试行公费医疗并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全区2万多名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将不再享受公费医疗，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京华时报》6月11日)

公费医疗之所以受人瞩目，在于其享受主体是少数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其福利程度远高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尤其是在当下医疗费用高企的情势下，公费医疗成为福利飞地，自然引发民众不满。

取消公费医疗，是走向人人享有公平医保的第一步。但是，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所享受的公费医疗之所以如此凸显，恰恰是以低水平、低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作为参照的———人人都有饥饿感，刚刚达到温饱及格线的人就格外瞩目。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前两年的专项调查发现，50.2%的城乡居民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有24.8%的城乡居民只享受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商业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这四类社会保障中的一种，全国仅有1%的人被纳入到了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当大多数人绝缘于公共医疗体系之外，就无法获得起码的“病有所医”保障。毕竟，仅仅依靠个人脆弱而微薄的经济承受能力，无力抵御重大疾病带来的风险。

因此，取消公费医疗，不应当将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拉回到与其他社会群体同样的低水平医疗保障中，造成“我们以后也看不起病”的担忧与恐慌，而是要提升包括农民、农民工、自由职业者与私企职工在内的社会各个群体的医疗保障水平，形成更加合理化的公共资源投放、兑现新医改全面完善民众医疗保障的制度性承诺。

医疗保险与其他社会保险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一样，至少有三大挑战:首当其冲是农民、农民工与中小私企职工的历史欠账，这其中除少部分人没有主动参加医疗保险外，更多人是因为企业逃避责任而丧失了权利，政府必须要有强制性的社保缴纳监督举措，尤其要避免因所谓金融危机、招商引资而随意豁免企业缴纳义务的功利化思维；其次是个人账户的空账，这同样来自于历史因素所导致的企业与国家投入不足，需要公共财政托底；最后是农民与城市居民、私企职工与公务员、事业单位在职职工与聘用职工的二元化歧视。这些问题都应在政府投入的增加中逐步破解。

之前，山西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试验”争议颇大，就在于一地的创新之举，恐难以确保长久的可持续性，而这一标本的借鉴意义，又在于更完善的公共医疗服务水准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高不可攀。中国目前高达万亿计的巨大财政投入，超常规的税收增长，都在为更健全的全民医疗体系建设打下现实基础。在财政手段之外，政府还需要在启动社会医疗保障立法，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平衡医疗资源配置等方面逐一破题，做大社区医疗、农村合作医疗等基础软硬件，才能形成多层次、多标准的公共卫生医疗保障体系，有现实价值的“全民医保”才不会沦为民众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