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立冬 绘

据东方早报报道，震后映秀的店铺数量是震前的2倍。这一对比数字固然令人欣慰，但更耐人寻味的却是这则新闻背后的故事。由于店铺的营业场所利用灾后重建的居住板房，因而在当地领导看来，这是一种违法经营。理由是，政府资助的板房是用于住人的，而不是用于营利的，擅自改变用途，就是非法行为，势必造成恶劣影响，必须予以取缔。于是，映秀居民宋学金于灾后开办的第一家店铺——“小小超市”，刚开业就遭遇“封杀令”。但劫后余生的宋学金死活不依，老婆遇难，还有两个正读中学的儿子，他必须以此来养家糊口。同时他还认准了这条死理:“板房是我应得的，我又没有用它做法律上认定的非法事情，凭什么不让我开？”幸好映秀政府没有做出更具恶劣影响的野蛮执法行为。最后双方达成的妥协是:取消宋学金每月300元的地震补助；不准制作醒目广告标牌；有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时，他必须遮掉店名并关门谢客。第一家民营超市就这样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正因为有着如宋学金这样不屈不挠的小人物，映秀镇的民间市场如星星之火那样燎原起来，有数据为证:如今共有店铺265家，其中除了政府规划的62家之外，其余均为民间店铺。映秀人民以活生生的事实向我们阐释了某些重要的经济学概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曾经指出，人类文明的重要产物，如市场、道德等都是根据自生自发的原则所产生。什么叫做自生自发？灾后的映秀人民为了活下去而自谋生路，自行开店经营，从而带动当地经济，这就是一种自生自发现象，因为它无须政府部门的规划，完全是一种民间智慧。这种自生自发现象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于，它必然是一种自下而上达成的秩序。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这种秩序受一双看不见之手的操纵，与此相对立的则是政府看得见的有形之手。

为何看不见的手远胜有形之手？这是因为市场中的每一个体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和特长，恰能做出最为明智的选择，而无数这类个体的集合行为，就带来了市场秩序及其经济繁荣。比如，在映秀开出第一家饭店的女主人邓红，就是一个有着敏锐市场意识的开拓者。她发现，自发到映秀观光的外地人很多，午饭时间，他们找不到饭店，只好以矿泉水和面包充饥，这样的现象看多了，一个念头油然而生:何不利用自家空余的板房开家饭店呢？这样既“方便了顾客，也成全了自己”。“好运鱼家”就这样开张了。起初也曾遭遇宋学金同样的命运，好在她也坚持了下来，因为家里有一个需要吃奶粉的女儿，作为母亲，她义无反顾地需要赚钱。

相反，作为自上而下的政府却远远不具备民间这种敏锐的市场意识。比如，政府没有预料到灾后映秀的“地震游”会吸引这么多游客，而这直接带来了当地商店和饭店的生意；政府也没有预料到都汶公路上下行的交通管制会为映秀带来大量的住店客。其实政府没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完全在所难免。要知道，政府也是由普通人所组成，这就决定了政府不见得会比普通百姓高明一等；而民间反而更具市场意识，因为民间由各色人等组成，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比如生境所迫、个人特长、与底层市场的直接接触等等。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每一个体经营者首先要为自己的投资决策担当风险，基于这种切身利益，他们的尽职敬业往往是大部分的政府官员所难以达到的。

那么，在这种自下而上形成的市场格局中，政府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是管还是不管？政府当然应该起到某种作用，只是这种管理更应体现出顺其自然，及时为市场提供种种服务，比如维持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格局，防止“强买强卖”现象的发生等。就此而言，政府扮演的与其说是管理者还不如说是服务者的角色。但在映秀发生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政府的态度却是滞后的。政府认为，在板房紧张的情况下，不利于腾出多余的板房来发展商业；还担心因此而出现板房租赁现象，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可见我们的政府表面上似乎总是在为民着想，但背后体现的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民众时刻需要政府的引导和管理，要不他们就会做出不当举动，比如宁可自己不住也要经商赚钱。好在面对民间强大的自发经商势力，映秀政府终于学会“与时俱进”，将板房经济定性为“牺牲自我生活空间的舒适，利用有限资源的生产自救。”当有记者问:放开后若出现板房租赁买卖现象，该如何应对？一名官员的回答耐人寻味:“不可能了，现在大家都自己做生意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从映秀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政府放开后民间智慧的蓬勃生命力，这正是市场经济得以生长的土壤。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